訪問︰阿俏、俏妹、原人
整理︰原人
每次訪問官塘的街坊，總會問他們是哪裏的人，無他的，觀塘就是一個移民的市鎮。
「婆婆」，每位街坊都是這樣的稱呼她，每天駝背穿插於繁忙的馬路，推着沈甸甸的木頭車，載着的是市場商販拋棄的紙皮、市民丟下的報紙。周而復始，在瑞和街的街市都會上映一幕幕奇異場面，不知是七十七歲的婆婆，還是私家車司機，大家常相偶於電光火石間，兩方像有豐富默契般的控制着軚盤或手柄互相閃避。
其實不止「婆婆」，每天總有不少人在街搵食，由拾荒，到地攤、收賣、送貨和搬運，街道不止可作再生意，也可以是貨倉，存放紙皮、鐵車，亦是商販上落貨品的地方。十多年，「婆婆」一直是依賴街道搵食。
40多年前，官塘剛剛完成填海，臨時小販市場和瑞和街街市還沒有存在時，「婆婆」就是在官塘的酒樓工作，之前一直在荔枝角的維記做工人，搬到在瑞和街的她，找工作當然要方便，所以便在社區選擇工作。酒樓的工作伴隨着工業化的政策，工厰北移，消費空間亦伴隨改變，由次檔的大眾文化，小販、戲院、酒樓相繼結束，裕民坊正是時代的見証。90年代，裕民坊和官塘一樣找尋着方向，到2000年後，手提電話公司、卡拉ok、連鎖商店的進駐，實踐着空間由製造改變到消費的不同。
但這是必然嗎？
APM來了，不是時代的終結。
「婆婆」轉到街市裏找尋生活，工作就是她的生活，孫兒已經大學畢業，每天還是10點起牀，在街上切割紙皮，為了增加重量，用水浸濕它們。餓了就會享用就近14元的叉燒飯(幾個月前還是11元)，對無牙的「婆婆」談起軟軟的叉燒和青菜，已甚滿足。把廢紙用木頭車推上廢紙回收站，一直到晚上八點時，街上的店舖關門，好心的店主總會把紙箱留給「婆婆」，他們會把紙箱放到她每天的基地──百佳的門口，她會紮緊收集回來的廢紙，一真到凌晨四時才回到家中。
為何會要拾紙皮？
「婆婆」會點出政策的問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靠七百多元的生果金無法生活，要拿綜援，必須兒女的批准，就是我們稱為的「衰仔紙」，意思是要証明兒女不會供養父母。我們的老人政策實際是家庭政策，以家庭為單位，但產生的後果是令家庭更多不和。
「婆婆」重視街坊的關係，每天她的「舖位」就是關門後的百佳正門，訪問間，有不少人交給她紙皮，有人停下私家車，走到我們跟前說：「『婆婆』在這裏好多年」；有人又說︰「阿婆好慘」，亦有人擔心「婆婆」，問我們是誰。
訪問「婆婆」中，兩位清潔工過來看看婆婆，她們關心地和「婆婆」說甚麼，順道向我介紹她們的工作，一份工作六小時的清潔工，月薪是三千八百元。一份這樣的工作並不能糊口，她們只得接一、兩間，甚至三間的工作來做，辛苦十八小時，對她們不認識中文的新來港婦人來說，被迫習已為常，她們跟「婆婆」一樣沒有甚麼社工協助，也得不到社會的支援，見到我們當中有社工學生，連忙問申請公屋的問題。寫作之時，電視機傳來施政報告的簡介，甚麼強積金供款、免一月公屋租金，還是綜援，都比不上「最低工資」來得有用。
不論是婆婆，還是清潔工，都涉及政策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一時三刻派錢可以解決的事，要推動政策改變，是要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官僚體制變革往往需時，社區就是緩衝區，透過人和人的網絡，可以緩減社會問題。社區的開展是需要空間和時間，街道不只是生產的空間，亦不只是通道，還可以促進溝通。傳媒不斷報導「隱蔽長者/青年」，就是缺乏消息的一群，被排斥主流社會中。
當我們想社工探訪外，卻有沒有想到人會適合在甚麼的空間進行公共生活呢？我們每一個都移民或是移民的後代，可以在甚麼社區留下來。
圖片為編輯所加，拍攝者為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