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辭職，也決不讓五十年前沈從文被迫從事服飾研究的遭遇重現﹔如果被「踢出」北大，我會爭取去台灣大學教書，尋找北大的血脈，也會爭取北大四千教師兩萬學生簽名抗議。當局不能像修理動物那樣管制思想﹔不是中宣部判斷良心是非，而是良心判斷中宣部是非。
去年因撰寫《討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停課一年的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最近再寫一封萬言公開信，給北京大學吳志攀副校長和學院領導，拒絕接受到古代文獻研究部門工作的安排，也拒絕辭職，並要求安排上課。以下是萬言書摘錄:
吳校長、龔（文庠）老師、趙（為民）老師﹕你們好﹗
因「討伐」及其後續發生的事情，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我記得大約淚也流過三四次了，給你們的信也寫過四、五封了。我想你們也差不多該讀煩了。未來的一切交給命運﹗我以後再也不準備給你們寫信了，也許這就是最後一封信。
昨天，我在北大圖書館借了三種書﹕第一種是醫學方面的，有《流行病學》、《傳染病學》等﹔第二種是馬丁路德的傳記和文集﹔第三種是西洋教育史方面的。我為什麼借這三種類型的書呢﹖你們知道，我在寫《對外傳播學》。目前我的研究視野所及，已經達到流行病學、傳染病學的領域。我發現這些學科的許多理論光芒可以拿來照亮人類文化的對外傳播。這些學科都有幾百年歷史了，術語的解釋力和概括力都非常強﹔而傳播學只有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對外傳播學則還根本沒有出生，因而傳播學領域的許多現象沒有被研究、被概括和被術語化﹔傳染病、流行病與人類文明的傳播，特別是與對外傳播，有著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向外擴展的特點，所以大有可借鑑之處。
你們可能要問﹕你是怎麼想起往流行病學、傳染病學這些學科領域尋找理論資源的﹖我是從對外宣傳到一般對外傳播，如三大宗教的對外傳播，再到植物、動物、細菌、病毒的對外傳播，一路搜尋到這裡來的。我特別希望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裡完成我的《對外傳播學》﹗你們知道，我正面臨能不能在北大繼續待下去的危機，因而昨天在圖書館裡借書時，這個願望就格外的強烈。
尋找馬丁路德的力量
那麼為什麼借閱馬丁路德的傳記和文集呢﹖我想從馬丁路德的經歷和文章裡尋找度過目前危機的精神力量。我還真找到不少，比如路德說﹕「我點了一把火，但用的是真理的語言。」我也點了一把火，不敢說「用的是真理的語言」，但我敢說我這把火遠遠沒有路德那一把火大。既然路德沒有被恐懼壓垮，我想我就應該見賢思齊，堅持下去。路德說他於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貼在教堂門外反對羅馬教廷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猶如天使當了信使一般」迅速在全國流傳。這一點我比路德更自豪，因為現代互聯網比天使的翅膀還要快。路德說﹕「上帝的真理也主宰教皇﹔我既已認識上帝的意思，就不再去問別人。」我是一個不信神的人，但是我服膺憲法代表的現代政治文明理念，憲法就是現代不信神的人的上帝﹔因而我覺得，既然憲法賦予了公民大量的權利，當我在履行這些權利時，就不必再問別人是否同意、再看別人的臉色是否歡喜。
那麼為什麼又借看西洋教育史一類的著作呢﹖其實最近我已經看了起碼有二十本關於西方大學演進的書。我發現，現在中國，對大學學術自由的干擾，對教授和學生的「看管」等等許多方面，比西方落後了從一千五百年到一百年不等。我們管理大學的許多提法和理念，堪與四世紀奧古斯丁或十三世紀托馬斯那教育理念的守舊、落後一比高低。我準備什麼時候再點一把火，專燒中國大學的學術和思想管控問題。
現在看來，我想暫時犧牲對外傳播學的研究，先向路德學習堅持。在過去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三位對我的維護和耐心說教，我相信你們真的是在為我好。但是讓我去北京大學古代文獻研究中心，則實難從命。這些日子一聯想到五十年前沈從文的被迫棄文從學，而半個多世紀後我焦國標又要被迫做沈從文第二，我的內心就不能平靜。
被迫轉行即人格侮辱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沈從文的悲劇，我決不允許它降臨到二十一世紀的焦國標身上。就一個人的終極成就而言，無論是沈氏的被迫轉而研究服飾，還是我被迫轉行搞文獻研究，都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對於一個人的人格而言，它是絕大的壞事。在我看來，人格大於並先於苟且下的所謂成就﹗如果我接受了文獻研究這個差事，不僅是對我個人人格的侮辱，不僅是北大之恥、時代之恥，也是三位先生之恥。如此一來，三位先生在北大歷史上和在中國歷史上都會留下罵名。中國的新聞自由已經露出「東方的魚肚白」，北京大學卻把爭取新聞自由的教授開除了，怎麼對我們的時代交代﹖怎麼對我們北大的歷史交代﹖
身為神學博士和神學教授的馬丁路德其實比我更「狠」，比我更有失體統和身份。比如他說，「教皇，只有教皇才是真正的罪人」，「現行制度中的教會是反基督的」。儘管如此，教皇和教會還多次給路德在各種高級宗教會議的論辯會上闡述自己思想的機會。可是反觀我們的意識形態官員們，他們不僅不給我闡述我思想的機會，反而一再向學校施壓，不讓我上課，不讓我指導研究生，出版社不許出我的書，媒體上不准發我的文章，不許做講座，直至要把我調離新聞教學單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辭職或予以除名相威脅，其風度遠不及五百年前的羅馬教廷。不僅如此，國家安全部門也上手了，電話騷擾、派出所查問、電子郵件干擾等等，簡直是天羅地網，把人當賊防。
二零零四年，我本來最起碼要出四本書﹕一本是言論文集《回望農民》，上海文藝出版社要出，已經簽了出版協議﹔一本是傳教士湯若望的小傳記，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也是已簽了協議﹔一本文集，北京出版社要出，是「北京雜文叢書」之一﹔第四本是我的母校河南大學的出版社要出。因《討伐中宣部》事件，結果一本也沒有出來。現在好了，《回望農民》在香港出版了，另外一本文集也將於近日在香港出版，一本被翻譯成日文的文集已於去年八月出版，韓文的文集正在組織翻譯，英文的正在翻譯中，一位德國漢學家正幫我尋找出版社，準備在德國翻譯出版我的文章。據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一位朋友說，《討伐中宣部》一文去年八月已經翻譯成至少二十二種文字，英文有多個文本。以言論文體論，梁啟超和魯迅也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這都是我們僵硬、愚昧、膽怯的意識形態官員們的「恩賜」﹗
法輪功越禁越麻煩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在紐約旁聽了一次李洪志的講法大會。說實在的，講得比較一般。當時我就想，如果當初在中央電視台舉行電視辯論會，法輪功問題決不會是這種政府和法輪功雙輸的可悲結局。依我看，李洪志怎麼也辯不過何祚庥院士或司馬南先生。可是電視台是黨的喉舌，說話則是一種權利，法輪功的人不可以享受在電視上說話的權利。結果怎麼樣﹖法輪功麻煩大了吧﹖你們對新聞媒體的把持，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對所謂佔領輿論陣地的理解，都太貪心了，太僵化了，太落後了，太小氣了，太膽怯了，太笨了，心胸太封閉了。(chinesenewsnet.com)
正如許多人指責《討伐中宣部》的文體風格不太適當，作者不太適合在大學當教師一樣，當時「大家指責他（路德）的只有一個缺點，就是他罵人的時候過於辛辣、尖刻，與一個想在神學上找出一條新路的人、一個神學家應該具有的風度不夠相稱」。路德自己也說﹕「我承認，從宗教事物和職業的本份來看，我對這些人確實言辭過火了些，但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聖人。」可是就是這麼一位與神學教授風度「不夠相稱」的人，卻不僅做了一輩子的神學教授，而且成為基督教新教的開山鼻祖。(chinesenewsnet.com)
我的確是想過辭職了之，不再給你們添麻煩﹔可是，一則我並不想離開北大，二則我也不認為只有零度情感的人才配做大學教授，所以我決定不再作辭職之想。如果學校或上面一定要去我而後快，我等著被「踢出」北大，並等待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那一天。當年我在洛陽師專工作時，校長不讓考博士，我說﹕「校長你看著，我不會在咱洛陽師專退休。」現在我要說﹕我一定要在北京大學退休，除非上帝另有任用。我發誓做北大的終身教授，我誓將以北大最名譽的教授光榮退休。馬寅初先生蒙冤受屈二十多年，直到百歲上才得到一句公正的評價。前賢在此，我不著急。
我有一個提法，叫做「人格基因」。一切特立獨行的人，無論世人怎麼看不慣他，他的存在都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人格基因意義。北大幾千教授只有我一個人「不聽規勸」，「一意孤行」，只說明我的行為具有人格基因意義，而不是我必須改變我自己的理由。
人格基因的傳遞不是通過生物遺傳，而是通過文化遺傳。我兒子不大可能繼承我的人格基因，而我與馬丁路德並無血緣關係。人格基因遺傳的模式，是榜樣的召喚。當一個人面臨社會政治絕境時，他有兩條路，一是與絕境妥協，一是與絕境抗爭。與絕境妥協相對容易，與絕境抗爭就得尋求精神力量，也就是往回尋找與此處境類似的前人是怎麼做的。于謙想到文天祥，他就知道怎麼做了，於是文天祥的人格基因就這樣傳給了于謙。(chinesenewsnet.com)
想想耶穌被釘十字架
看了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惹禍以後是怎麼做的，我決心向路德學習，於是路德的人格基因就這麼越五百年、兩萬里，傳遞給我。去年底我在紐約時，境外風傳我被北大開除，香港媒體和巴黎無國界記者組織都把電話打到紐約，向我核實是否屬實。我從未聽說過這個消息，初聽之下，真是有些緊張，一夜沒睡好。次日凌晨醒來，緊張感加劇。就在這心理幾乎堅持不住的當兒，腦海裡竟突如其來地閃過一句話，彷彿有人提醒﹕「耶穌上十字架緊張不緊張﹖」是啊，耶穌上十字架緊張不緊張、恐懼不恐懼﹖恐怕比一個人被單位開除更緊張，更恐懼﹗長這麼大，我從未明確感受到服氣過誰，可是此刻我心底裡湧出一句話﹕「咱真的不如耶穌﹗耶穌真的了不起﹗」就這樣思想到天亮，我的恐懼和緊張感退去了。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裡記載﹕有一天，奧古斯丁正在花園裡為信仰問題而苦悶彷徨時，耳邊忽然響起清脆的童音﹕「拿起，讀吧﹗拿起，讀吧﹗」他急忙打開身邊的《聖經》，恰見使徒保羅的教誨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他覺得這段話擊中了自己的要害，「頓覺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奧古斯丁的這段經歷在基督教史上被稱為「花園裡的奇跡」。此後不久，他正式加入基督教，與過去淫蕩、貪圖虛名的摩尼教徒奧古斯丁判若兩人。「耶穌上十字架緊張不緊張﹖」的提醒在我身上並沒有奧古斯丁的奇效，可是耶穌的人格基因卻就這樣在與他毫無關係的面臨困境的我的身上發酵滋長。李敖當選了台灣立法委員，在就職宣誓儀式上，二百多名立法委員都對孫中山遺像宣誓，只有李敖先生一人對自己的照片宣誓。他的解釋是，我對我自己的良心負責。這與馬丁路德的邏輯很接近。路德說，基督徒無須教會引領，自己就可以直接面對上帝。自己怎麼直接面對上帝﹖做自己良心認可的事可矣。路德還說﹕不是教會判斷良心的是非，而是以良心判斷教會的是非。是的﹗不是中宣部判斷良心的是非，而是良心判斷中宣部的是非。
向全球大學校長呼救
我的「不妥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要把這事做足，做到頂點，做到出現拐點的程度，從而結束過去幾十年官方意識形態僵硬、顢頇不講道理、把知識分子當動物來「一打二圈」（即對待動物第一是用打來強迫馴服，第二是關起來）、把知識分子當賊來防的歷史。這種「待人之道」已經有效幾十年，別人可以接受它，我不能接受它，我要以「自殺殉道」的形式逼迫它走上拐點，我要讓它在我這裡失效。人類每一個進步，都有其標誌性事件，那標誌性事件就是所謂的裡程碑。鄧小平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是一個拐點。實際上此後這二十來年，在意識形態方面收拾知識分子的路數並沒有大變，無非是修理動物的一打二圈、不聽話者不得食。我要做對待知識分子政策前進道路上的一個新的裡程碑，一個爭取知識分子的本職權利即言論自由權利的里程碑。我想好了，如果我們北大一定要將我「踢」出去，我不去美國謀生，也不去歐洲、澳洲、韓國、日本，我要去台灣，去台灣大學。一是台大有北大血脈，二是那裡是中國人，三是那裡是開放言禁的地方。當今仍然森嚴的大陸意識形態已經給我辦了許多難看，我也要給它辦難看。
如果我被北大「踢」走，我還準備向全球各大學的校長們呼救，牛津劍橋哈佛耶魯之類。閔維方書記是史丹福的博士，我將特別向史丹福的校長求救。我這不是給我們北大抹黑找麻煩，而是為北大解圍減壓。怎麼講﹖北大不能只把來自上面的意識形態壓力當成得罪不起的主子，北大也應該把自己的國際形象當成一個不可怠慢的對象﹗北大上面不僅有教育部、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北大外面還有國際社會，還有國際上的大學鄰居。我將遊說那些大學校長，文明國家的大學校長們也應該負起相應的責任，對東方國家大學裡發生的摧殘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現象，不能袖手旁觀。全球大學要建立聯合會，在全世界的大學裡推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當然，我還會在全校四千教授和兩萬學生中間為我自己發起簽名活動。此外，我還可能到中紀委和全國政協去上訪。總之我將不顧自己的大學教師身份，用一些「下三爛」的臭招，去改變延續幾十年對待知識分子一打二圈、不聽話者不得食的手段，讓它再也不能得逞。好像魯迅先生說，陳獨秀的武器都亮在門口，胡適的武器都放在裡間。我是陳獨秀之類，武器和謀略全擺出來。我知道我的這些「搗蛋」的小伎倆屁事不頂，但我誓以唐吉訶德的精神抗爭到最後。我如果爭取不到北京大學的善待，就決不可能爭取到意識形態官員們的善待。
新聞自由要有人犧牲
據說有北大校友指責我借北大之名炒作自己。我這裡也解釋幾句。馬丁路德也遭遇過類似的責難﹕「他的敵人說，病態的野心和想要出人頭地是這個維滕貝格人的動力。」路德回答道﹕「首先，我自己並不願出風頭。我寧願藏在我的角落裡，但我的敵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陰謀詭計和暴力把我拖出來，以便因我而得到獎賞和榮譽。現在他們的把戲失敗了，卻把一切都歸罪於我的野心。其次，即使他們對了，即使我果然以導師自居，難道上帝就不會要我這麼幹嗎﹖」在這一點上，我可能比路德還要文明一些。第一，我不把持此觀點的北大校友稱為「我的敵人」，我個人沒有敵人。我認為，一千個觀眾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一部《紅樓夢》各有各的評說，視我為自我炒作者，乃多元中的一元，這很正常。第二，不是路德出要風頭，而是風頭要出路德﹔同理，不是我自我炒作，而是中國的新聞自由事業現在需要一個人被犧牲了用來炒作，而我幸運或不幸成為這個犧牲。其實北大這個資源，對於所有北大人是平等的，我敢拿北大的名聲炒作，而他們不敢或不屑，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們更是一種道德生物，也就是說我可能比他們更高尚、更慈悲﹔他們以順民立身，而我以良知立身，如此而已。第三，即便他們對了，我的確是自我炒作，難道蔡元培校長或胡適校長就一定不會讓我這麼幹嗎﹖
季羨林先生是我們北大的旗幟，也曾經是我的旗幟。一九九三年秋天我來北京讀博士時，曾冒冒失失拜訪過他。記得我在老人家的書房裡談《易經》什麼的，臨走老人鄭重地說﹕「我送你一句話，叫做『好學深思』。』我當時犯傻，只顧一個勁兒「謝謝﹗』卻沒想起來讓老人寫下來由我珍藏。我從季老家出來，滿腦子的「好學深思」，車騎至三角地十字路口時，與西邊也是騎車來的一個同學成丁字形相撞。我的車把撞在他手上，一秒鐘以後湧出一個黃豆大的血珠，我想這回麻煩惹大了，不料那位同學說沒事。我說陪他去醫院，他說不用。我拿出學生證，自我介紹說我是人大的博士生，如果他的手出現什麼意外，請與我聯繫。他還是說不用。我們就這麼分手了。這是我第一次與北大和北大人的接觸﹗二零零一年秋天，大雨之夜，我趕著去上課，在雨地裡卻找不到教室，當時還不熟悉北大校園。在圖書館西南角轉彎處，一位急速騎車人，大約是也是一個北大學生，與我相撞。當時我步行，他騎車，結果他被撞翻到路上的水裡。雨很大，我們沒什麼口角，各自趕路。我感到北大的確是一個有君子風的地方。
還回到季老吧。季老曾經是我的旗幟，後來這個旗幟有些失色了。這與關心農民有關。我讀過季老人的散文集，我發現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餓死人那幾年，就我閱讀的範圍，季老這方面沒寫過一個字。我就想，季老的老家，山東臨清，難道就沒有餓死過人嗎﹖老家沒人餓死，起碼總聽說過餓死人吧﹖怎麼在這麼重大的題材面前玩「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呢﹖據說季老是吐火羅語的傳人，可是在我看來，一種死語言比不上一條半死的小狗的命重要。如果讓我選擇，我寧肯救一條半死的小狗的命，也不去救一個全死的語言。這就是季老在我心裡褪色的原因。當然，也許季老寫過餓死人的散文，只是我沒看到。北京大學是做學問的地方，但是如果這學問一定要把人心做成鐵石，窗外的事裝聾子啞巴，我不取也。
我是二零零一年秋天新學年開始時來北大任課的。此前的九八、九九年，或者還有零零年，我都為當時國際關係學院的二學位班做過小範圍的座談。當時我關注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我鼓動我們的同學，要關注農民過去的災難和現實的生存處境。我告訴他們，中國的農民問題，這麼嚴重，這麼大的數字，完全值得諾貝爾獎委員會預備一個和平獎。我的諾貝爾和平獎情結就肇始於九十年代末對農民問題的呼籲。現在結果很清楚，幾年過去了，好像沒有哪個學生的心靈中被我種下諾貝爾和平獎的種子。
不應製造理由拖後腿
應該說，我還是比較認同目前政府的做法的﹕輿論上收緊一些，實際工作中一件一件地改良。但是這不是我放下呼籲新聞自由的理由。有人說﹕「現在政府已經做得不錯了，應該給他們一個比較從容的輿論環境，以利其推進改革。」這話是錯誤的。首先，我們普通人根本不知道那個「從容點」在哪裡，只有上帝知道。其次，改革從來都不是從容環境下進行的。毛澤東時代「輿論一律」，輿論環境從容得沒法再從容，可是毛澤東改革的速度如何﹖現在正是兩會期間，全國新聞媒體都在遵循兩會的時間表。兩會的時間表是什麼呢﹖是兩會期間媒體不能報道社會問題，只能報道好人好事。問題在這些日子裡不能解決，就意味被推後，長期積累下來，落後就發生了。每年以兩會的名義，以國慶的名義，以新年和春節的名義，束縛新聞輿論監督的手腳，製造著一個個的推遲和落後。科學和理性的做法應是，全國十三億人各自根據自己的時間表做事，隨時發現問題，隨時解決問題，這樣做，最後的總效果才是最大的。這就像市場經濟理論裡之中那隻所謂「看不見的手」。
「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好比一大塊林地，裡面繁育著許許多多種生物，借給我這隻頑劣的鳥兒一枝棲居，壞不了北大的生意。前幾天，一位美國記者告訴我，說四川已經恢復了王怡（按﹕網上評論家）上課的權利。我認為這很好，是雙贏。別再把知識分子當動物管、當賊防，對誰都好。沒有誰想篡黨奪權，大家希望的只是我們的國家更民主、人民更幸福、社會更和諧。從地下黨鬧革命而來，看誰都像地下黨，這個眼光很過時。我正式提出，希望下學期能恢復我上課的權利，否則就更加不符合中央建設和諧社會的精神了。司馬遷說﹕「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再「拘」我一學期不讓上課，不知道又要「厄」出什麼大逆不道的東西來呢。現在我想，既然我已惹上中宣部這一身臊，就不勞駕更多人惹上這臊氣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我一人包圓兒算了，把當今中國陳舊、落後、貌似莫予毒也的意識形態紙老虎一個個給它捅個稀巴爛。
謝謝你們讀完這封信﹗
國標頓首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燕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