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野
自己買第一張搖滾唱片是suede在97年出版的《coming up》，新屎坑固然香幾日，但跟頭跟尾的學人買回他們之前的《dog man star》和同名唱片《suede》，便知道suede之所以驚為天人，並不是靠brett anderson他們整團人的男模外表，或那些輕快爽朗的結他和節奏——雖然那些確實非常美妙。全屬自我標榜也罷，bret tanderson是說「我是沒有同性戀經驗的雙性戀者」那種話的人。
今年的電影節，竟有機會和幾位朋友鬧哄哄的與賈樟柯邊抽邊談，共渡了差不多兩小時的愉快時光，他的話幾乎每句都是能夠直接引用的精煉句子，懸在半空中的，彷彿全是對人民對歷史對社會的低調熱情。讀國內電影研究者的（不少好像真的那西得很）的文章，知道第五代後的導演，面對著市場的主題的社會變遷的限制，賈的《世界》的黃色海報終於能張貼在大陸的電影院玻璃幕門外，還可能不振奮感動嗎？四月六日那天，甚至花九十大元買了張機場快綫的車票，一小時內由機艙生死時速到文化中心，卻在大劇院門外的人龍排了近半粒鐘電影才正式開場。繁此種種都像在挑通圖章般令《世界》幾乎可以成為一套即使缺席也不緊要的電影：因為《世界》除了是一套能夠以內容而論的電影外，也許能在中國電影史上留點甚麼位置，更已經是多少賈氏的觀眾生活裡結結實實打風唔甩的一刻。
令人難忘的細節，《世界》看來不會比耐性之作如《珈琲時光》（本人擊節推介）輸蝕。小桃和泰生打的那場床頭架，難免令人聯想到崔明亮與他的同鄉少女在《站台》中求性不果的扭打、梁寶提及過的紅內褲和刺眼脂肪、趙小桃第一次看短訊時，巴士剛好在天安門的毛主席畫像前飛過、小桃外套左邊手袖涉嫌意味處女的吵鬧礙耳銅鈴、王宏偉在《世界》出現的第一與作空姐打扮的小桃爭奪鏡頭注視、小桃與俄羅斯女郎之間不可能互相瞭解的「對話」、在《站台》中飾王宏偉的表弟的非職業演員再度登場等等，加上作為背景的北京「世界之窗」，即使表述的內容和處境在電影中都是獨特的，但都說明了對賈的陰謀論閱讀的必然失敗：他無法、也事實上沒有放棄他一直以來對複雜性的執著倔強。
《世界》說的都是老主題：轉變中的社會轉變中的人。不願趕下判斷的速度和襟懷，極個人化的風格，在說人的故事和說社會的故事之間沉著地猶豫不定，幾乎都是之庥之前長片的標誌。但舞台不同了，由山西小城搬進了要搞新奧運的新北京，演員也不同了，由無所事事的青年人變成了目標明確的城市人，出來的效果效果耐人尋味。
問題似乎是，將舞台由陸沉了也沒人注意的小城，移到燈紅酒綠全球會萃的北京，人物由那小城中的bare survivors到遠走法國等待發圍的城市人，弱智的解釋可能是賈樟柯變了：成名發跡譽滿全球電影節叫他不能再坐困小城中讓觀眾被動觀賞其自我，而要搬到北京這等無論是否看得明片子的人可能參與解釋的地方，尤其是改革開放全球化這種國家頭等大事根本大家都瞭如指掌。然而，若不願訴諸這等弱智而缺乏討論餘地的解釋，那要細察的可能便是究竟是北京的花花世界，相比起本來相對封閉緩慢的小城風光，哪種能夠更充份的表達賈對在急速改變四面受襲的中國的關懷。
如果說賈之前的長片的強項，是他能在各種條件都較為貧乏封閉的小城環境中，以形形式式的細節捕捉和暗示速度、轉變和失序，《世界》的場境，即北京的「世界之窗」，便是將那些轉變設定成太清晰的給定條件。對觀眾來說，當中的分別，便不單單在於觀眾能夠看到甚麼獨獨是屬於導演的洞見和敏感，而也在於不同對發展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詮譯之間的商議和角力。導演在這樣的競爭條件中，是否還能突圍而出凱旋而歸，對所有人來說因人而異對筆者來說不太樂觀。雖然看來有點迂迴，但不能無視的是，賈與他的工作人員，爭取在國內電影院上映的一連串走訪談游說工作，絕對是電影完成後的事。
迷人的東西之所以迷人，其中一種原因是其危險的、不穩定的位置；但卻總是在這些坐立不安的位置，（哪怕是不旗幟鮮明的）批判力才顯得珍貴和有力量。這種珍貴不會是免費的，佔據過這些位置的人，大都會令自己惹火，令別人挑剔，因為原本那不穩定和危險的位置，容易石化成自己的終極唯一據點：轉變便幾近是墮落。看過賈之前的長短片或者是很沉重很沉重的包袱，但包袱不一定沒建設性，起碼我會知道，《世界》即使不同了，那變也絕不在甚麼背叛妥協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