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願意公布的上一個關於年度勞工抗議活動的數字，是一九九九年的十萬宗。而據公安部二○○一年一份內部報告披露，數字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如疾風般增長」。這一年正值以「效率」為名，施壓讓工廠解僱工人的中共召開十五大。雖然中國政府對媒體封鎖一切可能引發騷動的消息，或至少輕描淡寫地報道其規模和破壞性，但我們仍然能夠從發生在一九九四至二○○四年間的二百多次不同事件中，收集到資訊。這些只是實際發生了，卻未被報道的數千宗事件的冰山一角。這些報道有的來自於香港的媒體，一小部份來自於中國的出版物，還有的來自於西方媒體。

這些報道反映了同一種普遍增強之中的模式：各級政府，不論是北京還是地方，一般而言，都容忍由手持請願書和標語的農民和工人，參與聲勢和規模較小，且非破壞性的遊行和靜坐。如果示威者只是自發、無組織、地方性和無領袖的，政府態度則更為寬容。

政治精英層對於那些可能由持不同政見者發動、帶有明顯暴力性質、體現出某種組織性、以擴大化相威脅，或造成交通主動脈堵塞的動亂，則不那麼包容了。的確，在中國大陸之外得以報道的少數事件，往往都包含抗議者軌或阻塞城市主幹道，攻擊權力機關或與之發生衝突、拘留和逮捕等因素。

在這樣一個通常被描繪為發展日新月異，和高度強調「穩定」的國家，是甚麼在誘發這些不安定因素呢？原因是：拖欠工資和養老金；突然和大量解僱；造成一些工業企業破產的腐敗官員；以及絕大多數從一九五○年代，共產黨政權早期就一直得以保證的社會主義權益的終結。的確，在許多中國人日漸富裕的同時，失業讓許多大城市近八分一的正式登記居民，直接陷入貧困。

為了廢止被後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認為是過度、和浪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自一九九○年代早期以來，就有六千萬國有企業職工因工廠效益差而被解僱。這些國有企業難以為繼的原因，是缺乏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管理不善或資產侵佔、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或是來自國內外，更為現代化和更有成本效率的非國有企業的競爭。由於沒有真正可靠的渠道申訴不平，在過去的十年裏，許許多多被解僱的工人，和被迫下崗（只拿部份養老金）的工人正向政府發起挑戰。

難道這個自我標榜為「人民的」政府，不在乎如此之多的城市平民陷入貧困，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嗎？為甚麼這個重視穩定多於一切的政權，允許這麼多不穩定因素存在呢？

事實是，雖然黨的領導人對這情況甚為不安，並頻繁商議對策，但在中國兩種制度的過渡時期，他們能有所作為的空間是有限的。共產黨緊箍咒般強調「社會不穩定」的危險，又不遺餘力地掌握政權，使其官員被迫以有限的手段，來應對這些爆發性的不安定的現實，及其背後的原因。同時這些動亂也使共產黨蒙羞，因為它本應代表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

該黨的一些反應是冷酷而具有強制性的；但它也採取了一些補償性措施，讓勞動、社會保障和民政部門的官僚忙得不亦樂乎。他們都必須為平息社會動蕩，而劃撥數目可觀的應急資金。其中之一就是「再就業計劃」（自一九九八年起在全國展開）。該計劃的一個遠大目標，就是安置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該計劃在為下崗職工提供基本的生活費、醫療保險和養老金方面，起了臨時管理者的作用。同時，它也試圖為下崗工人尋找新的就業機會，或為他們自己創業提供優惠條件。

實際上，中央政府在二○○四年共劃撥七百七十九億元巨款，用於下崗工人和貧困人口，各級地方政府也同時加大了撥款力度。但悲哀的是，可能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下崗工人，曾得到過有實際意義的幫助。而對於那些成千上萬未能受惠的工人，這項政策已將他們的不滿掐滅在萌芽狀態。

隨廣大工人的維權意識日漸加強，他們更傾向於向法庭申訴冤情。的確，在一九九五至二○○一年間，法院裁決的勞資糾紛，從二萬八千件增加到了十萬零一千件。誠然，工人時常發現由於受賄和被告的經理人有更大的影響力，仲裁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法律途徑至少將一部份心懷不滿的工人的注意力，暫時從走上街頭轉移到法律調解，而這就有助於減少對抗性的街頭示威。

雖然如此，在過去幾年裏，中國城市抗議活動的數量還是大幅增加，而且據警方的報告稱，規模更大也更有組織了。到目前為止，政府通過控制媒體（從而防止一個抗議運動了解另一個，並與之串聯）、通過發放臨時津貼安撫失業工人，和鎮壓及關押不聽勸阻的人等方式，成功地保持了總體的穩定。然而，與由苛捐雜稅、官員腐敗和肆意徵地引發的農民抗議活動聯繫起來考量，以上所為也不過是權宜之計。

共產黨的領導人發現自己正面臨一種令他們極不安的情況。因為現在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政治威脅，不再像一九八九年時那樣，由學生和知識分子構成，而是由工人和農民構成。荒謬的是，毛澤東正是以這兩個被剝削階級為基礎，建立了他的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又正是以他們的名義，進行一直以來的一黨專政。

蘇黛瑞（Dorothy J.Solinger）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