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上一則報導，題為「《死亡筆記》熱賣學童「幻想殺人」寫下仇人名字報復社工關注」。《死亡筆記》教導我們把仇人的名字寫在筆記上，配合自己的想像，寫下種種描述，幻想仇人會跟著自己的意願而死，現實中仇人最後仍然逍遙自在，不知曾被如何咀咒過。早在小畑健未出世之前，人們已懂得咀咒痛恨的人，把他們的樣貌名字寫在紙上，或用筆毀容，或釘在牆上當作鏢耙。只是《死亡筆記》把這些行為形像化，搬進漫畫書和電影院，讓更多人看到自己從前的詛咒是何其的欠缺系統，同時看到自己只是希望仇人嫁不出和生痔瘡是多麼的有良心。
社工表示關注，警告會變成偏差行為，對兒童影響不可輕視，故要多做生命教育的工作。筆者固然不反對專業人士的看法，而生命教育從來就不是課程重心科目，往往被學校忽略。或者校方的信念是「絕不會每一個學生也是問題學生吧，需要輔導的自然會被轉介或主動去見社工」，不少年級因為要應付公開考試，把非必要的公民教育課時改變用途，變作拔尖補底班，而不被重視的生命教育，常常就是被安排在公民教育的課程中，故此生命教育是香港學生普遍較少接觸的學問，諷刺的是生命教育可能是對學生最重要的課堂。
筆者不敢狂妄的說學童幻想殺人不是需重視的現象，但根據筆者閱報經驗，閱報要看一看報紙同版的報導，感受當時的社會氣氛，然後比較三天內其他報紙相關題旨的新聞，後來發現這則新聞的報導除了指出學童觀賞《死亡筆記》後幻想殺人外，還是一則標準的廣告，同版的其他欄目分別是漫畫的銷售情況和電影的劇照剪影。此外，同日的其他報章亦沒有相關報導，算是獨家報導。報導帶出的不是電影如何影響兒童，而是香港如何處理兒童問題。
其實學童幻想殺人是十分值得關注，在未對社會有太大影響時提出是十分好的，但問題卻和香港的兒童老問題源出一轍。兒童問題人人關注，香港本身卻已有太多問題有待解決，非緊急的問題自然一拖再拖，兒童問題則屬後者。或許相比香港三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快將崩潰，和大量內地產婦來港生產使香港資源分配面臨危機，兒童問題確是小巫見大巫。可是，當我們驚見七、八歲兒童以黑幫術語撩事鬥非(後來發現又是一則炒作)，童黨問題年輕化和一宗比一宗兇殘暴戾的家庭暴力個案，我們只懂喊社會變差，兒童難管教，又何誰真的關注兒童感受？真的為兒童提出政策建議？無他的，因為兒童離擁有投票權的十八歲很遠，若你不為選票打算，只提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議案，反其道在特首前說學券制還只是在大部份父母層面受益，學童本身的生命教育仍需努力，十多年後你敢說你還能在立法會選舉享受你應得的愛戴嗎？你記得曾鈺成前陣子在亞視《你有理講》大義澟然的為「以選票作思考角度」作辯嗎？他可指出了政客們生存的竅門噢！政客在兒童問題方面固然是窩囊廢，我們要解決問題卻必先了解港童最大的問題是不洽當的關懷和管教方式不妥當。
不止香港，亞洲兒童面臨的問題是父母期望太高，過早提供大量知識。多虧醫學界的可靠情報，原來優質兒童早在胎兒階段已能學習，從前的胎教變成現在「從胎兒開始教」。補習班、英文班、電腦班、普通話班和那些家長感到很有興趣的興趣班門庭若市，筆者不是為人父母者，但從搵兼職時看到這些興趣班所能提供的時薪，便知道這些「Hea 到爆」的課程其實價值不菲。
可能是今天的兒童太難教，家長借各式各樣的課堂，令自己可以少一些時間受小魔星的氣，子女學到東西反而是意外收穫，最好當然是一箭雙鵰。家長是在認同體罰文化的社會長大，到現在虐打和體罰劃上等號的時代，不少家長不懂管教子女，防止虐兒協會的雷張慎佳建議家長尋求協助，但中國人傳統觀念是家醜不外揚，何況尋求協助需時多久？成效多少？手尾幾長？這都是家長的顧慮。結果是兒童仍舊上不願上的補習班，看充滿暴力和神秘的電影漫畫，還有就是，俏皮地頂撞父母，希望父母放棄自己，這樣便可以不用上各種成材班。豈料，越壞越多興趣班要上，最後還是老模樣。說穿了，望子成龍的不斷送子女去補習班是不洽當的關懷，而以此去逃避管教子女的父母都需要學習甚麼的管教方式是王道。
香港社會有一個風文化，大家很關注一陣風吹來，卻忘記前一陣風的痕跡。傳媒以新方法宣傳電影，既收廣告之效，又可正義地提出健康議題，順手增加「公信力」，一舉數得的手法只能揚起一陣又一陣的風，令人覺得各種問題很難解決而放棄(每一屆特首也要留給下一屆解決)，最後問題越積越深，並和其他問題糾纏，於是千絲萬縷永不超生。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多做一些，不懂做便撥資源及懂做的協會和組識，但當我們的政府和政客花不該花錢做不該做的事，對值得做的事當作可有可無的事，我們唯有望洋興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