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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民主社會的邊緣群體——被集體忽視的外籍傭工

(獨媒特約記者 Lotus 報導)一個半月前,《蘋果日報》報導銅鑼灣中心逢週日向訪客收取3蚊搭lift費,而實際操作中,該費用僅對外傭徵收。事實上,該大廈從去年5月起經已實行這一規定,當時《蘋果日報》亦有報導,而時至今日,這3蚊「電梯行政費」依然存在。儘管有關負責人在事件曝光後在大廈一層張貼了一張全英文的《Alleg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聲明此舉並非歧視,並輔以一張以中文書寫的對所收費用之解釋,該中心所定位及面向的消費人群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其行徑本質上是對外傭朋友的歧視性收費。

如果大家覺得這3蚊「電梯行政費」不合情理,那同樣位於銅鑼灣、與崇光百貨毗鄰的香港大廈針對「外來訪客」所收取的10蚊電梯維護費更讓外傭朋友無法理解。獨媒記者曾於日前與香港朋友分別兩次進出該大廈,均沒有被攔截收取這筆「電梯維護費」。然而,當另一香港朋友與一名印尼朋友同時進入該大廈時,卻被問「去邊層」,並每人收取10蚊行政費。當記者詢問大廈保安為何選擇性收費時,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句「呢棟大廈咁多商鋪,百幾二百人,我點記得邊個係住戶邊個唔係。」

我們固然無法證明或妄斷這兩間大廈的行為是針對外傭、歧視外傭,但這些3蚊、10蚊甚至更小的日常事卻真真確確地顯示出這一群體在香港受到的習慣性忽視。而且,她們面對的問題,又何止是這幾蚊的搭lift費?

所謂「免費膳食」和「最低工資」

阿Juan是一名在港工作八年的印尼籍家庭傭工,三年前,她自願參加了「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簡稱ATKI),並由此接觸到了很多印傭受到不平等甚至不人道對待的案例。

「佢僱主嗌佢訓垃圾房,一日凈係俾兩餐甚至更少佢食。」說起朋友Sidi(化名)的遭遇,阿Juan十分憤怒。「有一次,佢想食菠蘿包做早餐,都凈係可以將屋企儲住嘅報紙攞去賣。賣咗5蚊,先夠買菠蘿包。嗰僱主有時早餐都唔俾佢食。」

現行法例並沒有明確僱主每天需要為傭工提供什麽標準、多少餐數的膳食,雖然傭工可向勞工處投訴,但目前並沒有既定或公認的解決方案。如Sidi的個案,目前仍不知勞工處會對其做出怎樣的處理。另外,如果傭工「頂唔順」希望離開所在家庭,必須得到僱主同意讓其解雇自己(或美其名曰「提前終止合約」),而外傭須在合約終止後七日內以書面 通知入境事務處處長 ,若沒有新工作,便要於兩星期內離開香港 。

除了食宿上的幾近不人道對待,Sidi更被雇主剝奪休息的權利,每個月僅僅得到2000多元的工資。事實上,和Sidi有類似遭遇的還有很多剛到港工作的外傭,她們因為不熟悉本地法律及不瞭解關於「最低工資」(現為每月3,740港元)的規定,頭幾個月的工資往往只有2000元左右。「香港人權監察」在他們曾經約見的高達2,500名被僱主虐待的外傭中,最少四分之一的外傭表示僱主曾經違約,包括不支付達到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不允許他們在公眾假期放假。

「有時候會有團體向我們派發勞工手冊,但啲agent好快就會收走曬唔俾我哋睇。」

沒有尊嚴的生活

然而在阿Juan及其朋友Lin看來,更難以忍受卻幾乎無處不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無意識歧視性言行」。

「好多時候我出去買嘢,問好多聲都無人理我。」阿Lin說道。「有次我同朋友買衫,問老闆有無其他顏色,佢話無。之後有個香港人嚟問,佢就話有。」就連小到買一杯珍珠奶茶,作為消費者的外傭受到的待遇也普遍被香港人差。

「我都係客人,我都係買嘢消費,點解佢地咁對我?」

除了這些歧視性行為,外傭團體的集體沉默也讓但令阿Juan感到擔心。

「好多人都係因為驚,怕麻煩。」在她圈子中,不少印尼朋友都因為擔心事後有麻煩而不敢維護自己的權益,甚至有人會覺得阿Juan所做的一切是「搞事」。

其實,外傭們勇敢說出自己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爭取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又何來是「搞事」?在龐大的既得利益面前,很多人選擇沉默,因為這樣一個不平等的制度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優惠。然而,當一個標榜人權、民主、自由的國際化大都市,連一群普通工人作為人的權利都無法保障甚至選擇去忽視,活在其中的我們又有什麽資格去吹噓自己的「核心價值」、去要求別人尊重我們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