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洪清田
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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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思香港
特首開跑和管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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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生態，似乎有一種拜占庭式的詭譎氣氛，特首專門給真正不想、大部分人認為不是的人做。田北俊代吳光正聲明不選特首，政界和傳媒界不少人都半信半疑。他再親自聲明，很多人反而反面解讀，看成是選特首開跑。
香港的詭譎政治氣氛，和「後現代」的悖論接上軌——要做就要力言不做，力言不做才有機會，一旦給人看到真無意便出局。愈想出愈不出，愈不出愈會出。
環顧二年後和七年後的特首之爭，誰也不能不把吳光正算在內。他有北京關係，鄧小平誕生百周年在港的紀念活動可見，他和鄧家關係深厚，而且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式。在香港，可能人選中唯有他有參選特首的經驗，落選後沒有像楊鐵樑入行政會議，轉戰貿易發展局，一直活躍於政壇。據報他一早和民主派政黨和傳統左派政黨溝通，不論政見同或不同，都無礙良好關係。
系統化的深耕深植
曾蔭權憑幾十年的公務員經驗而上位後，吳光正找來和曾蔭權一樣熟習公務員體制結構和官場文化的楊啟彥任顧問，田北俊幾乎成為「代言人」。自由黨在唐英年下馬之後，如要制衡曾蔭權，幾乎唯一的選擇是轉向吳光正。將來最後的事難料，但起碼自由黨會有更多選擇，可以退退進進。
這些廣播不同陣營和縱橫不同層次的人脈，是他長期系統化的深耕深植，由高層到基層的區議會，全方位、全光譜的布局，形成結構性的力量，八百選委中過半可能不是什大意外。
上次參選特首時，很多人奇怪吳光正為什出來，如果二年後和七年後他不出來，很多人會奇怪他為什不出來。
從香港社會的宏觀角度看，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吳光正卻可能面對香港目前社會上和政治上一個全新、難以逾越的文化思潮和管治原理——管治者應是抽離的制度維持者，太廣泛介入各層面的經濟活動和業務的商界人士，不應第一身主政；管治者決策和仲裁時，最高原則是以維持制度的公正運作的「公利」（Pubic Interests），和場中的參賽者要角色分清，「公利」和「私利」（Private Interests）要分清，不但要分清，還要「看得見」（Seen to be）的分清；業務和利益廣布的大老闆出任行政第一把手，要花大量資源和時間於建立公信力，社會成本太大，香港可能付不起，等不了。
這個現代社會的管理原理，是鄧小平「掌握複雜形勢、平衡各方利益」的理念的操作化，但中央和港人十多年前只是粗略和含糊感受，近八年才漸漸明確明白，奉為圭臬。它已成為一種深入民間、牛頭角順嫂也會在電台朗朗上口的文化思潮和價值。這是一種龐大的文化價值和意念觀感（Perception）「軟力量」（Soft Force），看不見，無由無方，但實則滲入體制結構，幾乎如細菌，無處不在，影響媒介氣氛和政治經濟的每日運作。
問題不斷變種變質
吳光正全方位、全光譜的布局，卻似是按十多年前的舊遊戲練出來的舊套式，而不是面對香港歷經八年、付出大代價總結的管治新經驗和政治新現實。
商界老闆和政界首長，基本上品德和決斷力相同，但角色、視野和願景、思維方式和決策模式，以致心理素質和情緒反應，都可以南轅北轍。
商人直接主政，他和社會要調整心態都不易。泰國和意大利現在由商界老闆直接一把手主政，私人問題和利益動輒引發連串的政治併發症，危機連連，消耗威信和權威，降低管治水平。顧汝德（Leo Goodstadt）的書《Public Interests and Private Interests》，副題是「Uneasy Partners」。
英人治港，有全盤、齊整的結構和理論，有系統性，個別局部出問題，可以靠總體調配支援，度過難關。八年來，特區政府董建華和曾蔭權似都欠缺全盤、齊整的結構和理論，只有局部的、應用性質的技術；個別局部出問題，不但不能局部限住、局部解決，反而牽動全盤、總體，問題不斷變種和變質，蔓延到整個管治問題。
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每下愈況，就是在這些看不見的「軟力量」所到的地方不知不覺給侵蝕。到現在，特區政府仍未真確認識這個管治原理和文化思潮問題，沒有進入全盤、齊整的系統性結構和理論，止於做公關和零打碎敲的枝節技術。顧汝德的書，幾乎是對照特區政府在管治上處理不好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這核心問題所犯的「不應犯的基本問題」而寫。
公利與私利要分清
這不是說商人大老闆永不可以做特首，而是說要對問題有完整、立體的認識，可以隨時由點到面、由面到點調協反應和決斷，像馬英九那樣，一直以來，平時處事，公公私私待人接物表現出嚴正角色，分清「公利」和「私利」，有處理利益衡突問題的能力和決心。現階段香港商界恐怕未有這種認識、能力和決心。如果有這個認識的人，可能知道艱難，不做特首（這可能是馮國經的原因之一）。
只有局部的、應用性質的技術，是香港的普遍現象。忽視社會文化思潮和管治、政治原理，是香港公私機構和政經界的通病。歷史正處於這關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