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馮富珍角逐世衛總幹事一職，勾起我在沙士期間的一些回想。
當沙士爆發時，我在沙田第一城工作 (在冷氣機房，燒些鐵架，安裝隔音設備)，當時第一城亦算是重災區。有一天收工後，感到身體不適，回到家中，帶點發燒，感到乏力，並開始嘔吐。
待小睡一會，吃了碗媽媽剛煮的白粥，配兩條青菜，吃時是全沒胃口的，隔不了多久，胸口一陣翻滾，急不及待的到廁所便嘩啦嘩啦把剛吃過的吐得一乾二淨。休息一會，卻開始感到肚子不適，是連續兩三回的極速肚瀉，情況就像排污渠般洶湧而出，像要將肚內腸內所有流質的東西排過乾淨！
連吃粥也不成，媽媽便上一杯和暖鹽水，好滋潤這嚴重缺水的身體。但實在太出乎意料，我的肚子就是一杯鹽水也容不下，轉瞬又是嘩啦嘩啦的吐清光！
這時心有點慌，父親也建議要不要送往急症室，但媽媽卻堅持睇定先，那時醫院兵荒馬亂的，全是沙士病人，送進去無病變有病哩！
沒辦法了，肚空空的很不暢快，但總要睡的！但人實在虛弱，躺臥不久便沾寒沾凍的，即使蓋了三層被子亦覺冰冷，更數次冷得全身發抖，這是一種由心發出而持續可達五、六秒的全身抖動。與此同時，母親大概是最忙碌的了，趁有空檔便給我沾一點鹽水，濕濕口腔也勝於無，又以白花油替我胸背大喇大喇的擦上，卻沒有火燙感，只有微溫，這時的身體是多麼的陌生！
後來終於睡著了，熬過了這艱難的一夜，驟感虛弱時能睡著已是最大的祝福。
休養數天，胃口逐步好過來，身體也漸次康復。約個多星期後，便重回第一城工作處。就在工作首天，便見其中一名 “冷氣佬” 手執車匙，告訴我們剛從醫院回來，原來他另一名早前在此一起工作的拍檔剛剛逝世，車匙正是剛從醫院拿來的，而這位拍檔住的正是淘大花園。一名工友聽後甚為緊張，只因家中仔細老婆嫩，決定明天起不來工作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在03年到底有沒有染上沙士，但相信若當時若進了醫院，大概也會送進隔離病房，跟其他沙士患者置於同一樓層，結局便只有天知道了！
寫這段回憶，並不是說自然療法就是好，公共醫療體系就是不好！而是想帶出陳馮富珍所代表的，是對公共醫療制度類近宗教式的崇拜。回想沙士事件，香港死了近三百人，為全球之冠。但期後那沙士報告的結論，是沒有人需要受譴責。沒有人要受譴責，是因為沙士事件的主要發展是根據制度、管理的角度處理。例如當疫症在醫院漫延，香港的醫療隊伍不像台灣或內地部份同業般拒絕當值，而是帶有死使意味的緊守崗位，若是後來因工作殉職，頒個紫荊勳章就是了。人的價值到底是甚麼呢？就是安安份份的擔任當權者旗下的鏍絲釘。所以沙士報告沒有人要負責，因為殺人的是整個制度。
再次聲明，我沒有企圖否定整個制度，只是想籍此提出制度的作用與局限。若要說作用，便不得不提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一個重點並不是我們的社會如何充滿風險 (很多風險從來存在)，而是我們如何看待風險。一個簡單例子，對長期生活農村的人而言，瘟或豬瘟不過自然現象，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一次，若見隻有病，快些宰掉便是了，最重要是不要浪費。但在風險社會，這些自然現象不再視為自然，而是危機與風險，態度上是設立應變機制，將風險帶來的災難減至最低。
所以當香港出現沙士疫症，“正確” 做法是將爆發疫症的社區居民 (像淘大花園) 隔離 (以前是走難)；同時間，是世衛將香港定為疫區，兩者的共同處，是將危機風險控制，當鎖定了風險群體，最大代價不過是疫區中的人民死去，重要的是別讓病毒擴散。若從風險管理角度，這樣的考慮似是順理成章吧！香港有疫症的話，至多死這七百萬人算了，難道要全球陪葬嗎？
問題是大量巿民因制度而枉死，眾多沙士與疑似個案因送進醫院而交叉感染，醫護人員因專業操守而斷送性命，病人因藥物過敏或不當而成犧牲的白老鼠。制度的最高負責人，即使是法律上不用負責，在道德上又是否應該承擔一份責任？當眾多巿民因服膺制度而喪命，香港以至中央政府是否應是少一點對成功的吹噓，而多一點對制度局限的忐忑與反思，對制度受害人多一點不安與悔咎？
本人不是完全反對陳馮富珍當上世衛總幹事，要求的是就沙士事件來次真誠的反思。拒絕上班不是懦弱，對家庭負責也是一種負責；制度殺人也是殺人，不要將下屬犧牲的代價說成自己的成功！以成功心態當世衛職，則世衛大不幸矣！然以贖罪心態當世衛職，則世衛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