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日前東區法院裁判官游德康聽嚴正指出，《電訊條例》中的電台發牌制度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和阿牛等人前仆後繼的努力，香港人似乎早就把大氣電波的公共性格忘記得一乾二淨，繼續將珍貴的電波資源拱手相讓予財團和不民主的威權政府。誠如台灣傳播學者馮建三所說，針對廣電秩序的討論，有三條問題必須問：第一，開放的電波數量是否足夠？其次，決定誰能使用電波的過程與標準是否公平？最後：誰擁有媒體？是全國市民、私人資本抑是社區擁有？最後一條至關重要，因它決定了特定媒體的任務和使命。
首兩條問題，經過今次司法事件後，輿論已愈來愈傾向認為：首先，以香港的城市規模來說，現行七條FM頻譜的狀況十分不足，其次就是行政長官獨攬大權的發牌制度必須更改。這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頭兩條問題，因此，我希望直接討論「誰擁有媒體」的問題：廣播電台的任務和使命應該是什麽？香港缺乏/需要什麽樣的廣播電台？
只要聽聽阿牛等人所辦的民間電台，又或上網瀏覽近幾年雨後春筍、開放大氣電波運動支持者所經營的網上電台，你就會明白當下的廣電秩序(一個公共營運及兩間私營公司營運的廣播電台)是如何的捉襟見肘。首先，這些民間電台花大量資源在多樣化的公共議事節目上，包括不同社群的訴求：文化、工人、社區、性別、同志和較進步的政治評論等。它們在議題上更為多元化，少眾團體有足夠時間表述自己的看法，跟聽眾的互動交流也因而更為深入。更厲害的是，它們甚至鼓勵聽眾參與節目，聽眾因而由「被動的節目消費者」，轉而開咪成為「主動的節目生產者」。
在筆者上述種種帶有強烈評價意向的措辭中，若要言之成理，實則是依賴於這項假設上：廣播電台作為一項公共資產，它應該時時刻刻發揮著公共領域的功能，而公共領域則是獨立於市場和國家干涉勢力的空間：觀點、立場和背景各異的市民在此就著某項公共議題進行平等、公平的對話，嘗試在差異中形成共識，繼而落實市民自治的民主理想。遵循這套理想，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麽我們的電波資源會給商業力量壟斷(本地電台自行命名為商業、娛樂台和財經台，其正當性本身就很可圈點)？廣告主的消閒、娛樂和商業資訊有助於公民們進行民主自治嗎？同樣嚴重的問題是，官方拒斥本地政治異見份子，通過牢牢抓緊廣電秩序不放，從而維持威權統治不受挑戰。
歷史上，開放大氣電波，或乾脆非法廣播都是民主反對運動的重頭戲，在台灣、法國、意大利、美國及玻利維亞等，起碼是二十年的往事了，主事人以遭抄台、罰款，甚至坐牢為代價，惹來更多的人支持及再成立不同的地下電台，直至打破官商壟斷電波資源的狀況為止。自從兩位全港收聽率最高的時評人被政商力量強行封咪之後，香港的言論自由之路愈見崎嶇，民主從來都是沒有捷徑的！
(原載都市日報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