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自三月六日晚上高調抓捕113名堵路示威者後，在六月四日，警方再次將53示威者全數拘捕，而且今次連行人路上的街坊亦被帶回警署，其情況與之前為數不少的示威處理方式迴然不同。
這令我開始思考，隨著我們的訴求由大熱的普選轉化為政治經濟上的訴求，警方粗暴手法，大概代表了國家機器暴力機關粗暴封鎖異議對話的動作，以及資產階級政權拉開絕對防衛的序幕。即使我們的訴求還未至於要求資本主義社會有根本性的轉變（群眾運動根本遠遠沒去到那個階段），但似乎他們已經難抑制，要將這些哪怕只是福利社會的觀點消滅於萌芽。
歷史的秩序霸權
要理解大逮捕的政治意涵，則似乎在警權之上，還要敲問他們權力的來源與作用，以及其存在的本質。
在我等馬克思主義者眼中，政權（主要指國家政權）並非純粹一個中立的秩序維持者。相反，它的存在，以至法律及執行機構的存在本身，就是透過建立由他們設定的秩序而確保某個階級獲益。從前是封建領主皇親國戚，今時今日，則是資產階級。而法律與警察，就是他們的根據與行動機構。一方面透過維持治安保障社會穩定，令社會經濟發展有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則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即維護他們獲利的條件及權益）。與一般「官商勾結」的想法不同，官商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從屬關係，而「官」是從屬於「商」的，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土地與工業、跨國貿易資本－－才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建立者和受益人，政權不過是其附庸與管理人而已。馬克思主義者管這套東西叫做「國家機器」。
社會發展至今，勞動者首先要面對職業上因僱傭勞動制而存在的剝削，除此以外，我們的所得與閒暇被縮小至只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地步，進修與進一步的個人發展成為奢侈的另一種形式。我們被賦予一種單一的追求－－遙望「成功人士」而忽視其背後的經濟條件，然後繼續每日做錢幣的奴隸；私有產權令一切有利可圖的天然資源或生活必需品包括土地、水、燃料、食物變為獲取暴利的工具。這一切都被化作日常，成為「社會秩序」背後的歷史場景。
因此，「社會秩序」並非群體默認遵守的規則，而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下，被教化出來的結果。我們慣性不懷疑社會上升階梯的應然性，將日益困頓的生活歸結為純粹的個人問題，而沒顧慮到背後因家庭經濟因素而產生的任何差異。
大逮捕的意識形態
香港自經歷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後，社會－－尤其年青朋友開始反思自身的位置，提出問題質疑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價值，不甘只成為生產線末端的奴隸，亦不願生活被政策及商業發展蠶食，開始以文字及行動表達自己的社會圖像。傳媒輿論率先群起而攻之，將之歸結為社會大眾與「80後」的「世代之爭」，將經濟及生活出路的清晰議題模糊化，並認為這是「80後」個人性格處事的問題，非關宏旨。
同時，社會關注的議題愈趨多元，經濟上的平等與生產關係的反思亦開始漸漸多人提及，為抗擊大財團而各施各法。雖然還未直指資本主義的核心－－即僱傭勞動制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問題－－但已經足夠令政府警覺。
民間多次組織針對地產商、金融秩序，以至於要求合理財富再分配的集會與遊行，開始以不同手法向財團施加壓力。其後政府提出哪怕短視得可以的所謂「紓困措施」，而愈來愈多的資本家公益慈善塗脂抹粉工程，就是資產階級對這些聲音的回應－－他們是寧可「購買慈善」，也不容許目前小政府大市場的狀態有絲毫轉變。而那些針對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行動，即如「衝擊」（傳媒語）早已包攬了港人生活的長江中心等事（其實也不過是嚷嚷而已，連推撞拉扯也算不上），更是從法理上不容許－－法律的設定，本來就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威與統治合理性。
現在，民眾示威權利被削減，遊行集會亦多有制肘，正是統治階級們的另一手回應。他們欲打壓因貧富懸殊而日漸增多的示威遊行，以漸趨高壓的手腕限制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以達殺一儆百的效果，透過傳媒輿論警戒心有不甘卻未有參與示威的人不要輕舉妄動，並聲稱只要遵循「恰當渠道」即可解決問題。警方近期動輒使用從前對付黑社會的「非法集結」罪，高調大規模抓捕示威者。先是 113 人因堵路被捕；後有 58 人因同樣原因被捕。這一方面彰顯了警方恐防「堵路式抗爭」會成為常態，另一方面是他們斷絕了與示威者的協商與溝通，即完全將「示威者」視為一個對立的存在。
為甚麼會這樣子呢？竊以為這即與民眾訴求愈趨清晰地指往經濟面向有一定關係。嘗試以武力手段使人民遵從「秩序」，這是國家機器暴力機關的最根本作用，亦是大逮捕背後的意識形態。
國家機器的沉默推進
統治階級透過法律、制度與執行機構建構國家機器，靜默地將這些東西漂染成人人皆信的共同價值，再透過警方負責以武力維持並鞏固這個統治的合法性。以此為基礎，大部份人對打工習以為常，不會反問資本家存在是否必然。薪水不多，連閒暇都無幾，無法以主流媒
體以外的方式獲取更多資訊；在生活環境裡，住房、糧食開支都將微薄的薪水倒盡了。即使有些積蓄希望投資防老，金融大鱷即以財技殺傷市場無數生靈，殘民自肥。一切都在那種無聲的滲透中緩慢推進，直到你想為上述一切提出異議甚或反抗時，你就有個人問題，就冒犯了「社會秩序」。
這就是當今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極致圖像。這一切都無聲無息，被掩蓋在最深處，卻同時又是一望可知的。兩次大逮捕所彰顯的，不是警方威武鎮壓的雄姿，而是統治階級的心虛。這已經不是純粹的警權問題，面對惡法，我們必需要叩問背後的脈絡，以及其出現的原因，世上沒有一條法例是攪好玩的，都有統治階級的需要與根據。而他們怕的，或者不是示威，也或者不是堵路，他們怕的，是目標清晰、團結一致的勞動人民。
文：潘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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