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大家留意到意大利大選出現僵局，也很留心法國的反勞工改革。但撇除這兩件新聞的細節（如法國勞工改革法例的細節），很多歐美評論已點出，連同德國去年大選同樣出現僵局來看，歐陸已出現「選民害怕右派主張，但同樣看不出左派能提出什麼政見」的困局。這一方面可能是出於歐陸本身的文化結構性原因（有人便說法國是一個從未「去馬克斯主義」的國家），但也有人指出，以上情況（尤其是法國的學運）可能代表著自１９８０年代由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推動全球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確實出現缺陷，正待別人修補。
現節譯三篇文章供大家欣賞：
（１）Jonathan Freedland刊於《衛報》４月１２日的文章Italy's knife-edge election results are a symptom of this age of stalemate
（http://www.guardian.co.uk/Columnists/Column/0,,1752142,html）
更迫切的趨勢是看似正控制著歐陸三大國家的癱瘓。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受商界支持鼓勵的政治階層已相信一種特別的補救方法急切需要，以應付他們疲弱的經濟，這些菁英很久前已得出結論，就是他們必須進行激烈重組、減少工業的規限和令勞工市場自由化。這道藥方有不同的名字：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貝理雅主義（Blairism）、新自由主義或英美模式。德法意三國的政府很清楚，如果不進行改革，他們在全球化的森林下，將被中國和印度吞噬。
問題是這歐洲三大國的國民拒絕服這道藥方。他們不是不能在票站中確認這藥方──例如德國便將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初時的領先優勢變成歷來最微弱的勝利，便是走到街頭──正如法國人迫使總理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放棄其相對溫和的勞工改革。無論如何，三國人民就是不讓其領袖進行戴卓爾式的改革。
令人混淆的是，這些選民同樣沒有明確支持左派的另一選擇，這一部份是因為全球進步派人士未能清晰地勾劃出一套第二方案。各選民知道他們反對什麼，但休們未能聚集在一套他們都支持的方案，結果便是停滯不前的困局，這一再在選票箱上反映出。意大利是其中最令人擔憂的一個國家：２００５年經濟是零增長，國債超越其國內生產總值，２００５年便花了４５０億歐羅在債務利息上，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雖曾承諾改革，但在任五年，從生產力至競爭力等任何經濟指標看，他都是失敗的。
意大利的遠景更差：意大利最大型的工業是紡織、鞋和傢俱，這些全是中國和印度很輕易便以價錢優勢壓倒意大利；意大利人口老化兼正在下降，出生率下跌，全國２８％的人是退休人士，大家愈來愈長壽，但愈來愈少人去為退休金作出貢獻。所有人都知道一定要作出某方面的改變，意大利才可避免在２１世紀沒落。
不過，未有人能向意大利選民推出明確的行動方向。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沒有直接地說出，支持自由市場的貝盧斯科尼承諾增加國家退休金和更大社保障，而不是更少。同時，社會民主派的普羅迪（Romano Prodi）提出削減僱主支付工人保障金的金額。左右兩派都嘗試披著對方的外衣，這一方面是因為兩人都領導著一個包含大量政黨的聯盟，但這也因為意大利右派不敢赤裸裸地提出戴卓爾式方案，恐怕選民會拒絕，因此各政黨便將其政策「對沖」，而選民也作出這樣的抉擇。
如果說右派不敢提出清楚的政策，左派亦然。左派沒有自己與別不同的視野，一套可抗衡支持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意識形態的視野。這很難說是意大利的錯：全球左翼的信心在１９８９年後遭受重挫，缺乏一套連貫的政治經濟觀，缺乏一套可向選民建議的制度。歐洲改革中心主任Charles Grant說：「很多時候，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另一選擇便是保守主義，就正如法國學生希望保持世界目前的模式。」（按：一名１９６８年法國學運領袖便說目前反對勞工改革的法國學生缺乏改變世界的理念。）
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情況讓我們知道，回應全球化的戴卓爾式答案是令選民很害怕的，但他們又沒有另一套選擇有投票支持。你不用票站調查也可知道，拖泥帶水的局面將繼續，直至選民有一套另一方案。
XXXXXXXXX
（２）ＢＢＣ歐洲事務編輯Mark Mardell在其歐洲日記專欄中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905626.stm），也將將意大利的大選跟法國剛出現的勞工改革爭議、以及德國２００５年９月左右陣營議席均不過半作出比較，指出觀察意大利大選時要一併將整個歐陸來看。他指出自由經濟主義提倡的激烈改革模式對法德意三國的文化來說都是十分陌生的，但左派和右派也不能提出如何應對全球化經濟挑戰的應對模式，因而出現目前的亂局。英國則在１９８０年代已由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一錘定音將英國的經濟模式定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模式。
XXXXXXXXX
（３）資深評論員William Pfaff在３月底發表一篇文章《Capitalism under Fire》，評論法國學運，他認為背後鬥爭的理念在全歐洲也引起辯論，這就是：究竟在全球化和新古典經濟主義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適合歐洲？下為節譯：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6/03/29/news/edpfaff.php）
法國近日上街反對新勞工法的正挑戰某一形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很多法國人視這種模式為危害法國公義及平等的標準，這一激進概念相信只有在法國才會將之提升至國家層次，而這概念的中心思想可以以法國共和口號所概括：自由，平等，友愛。
總理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推行自以為很微小的改革，大概也沒有想到後果。不過，很多法國人視之為有關法國國家前途的中心問題，就正如法國去年有關歐盟憲法公投時，令法國人困擾的是歐盟未來本質和資本主義將在未來的歐洲盛行這兩個問題。
法國人並不是唯一有這樣憂慮的歐洲人。有關資本主義模式的辯論一直是德國政治的重要議題，而德國正受工潮此起彼落所影響。在歐盟，當歐盟成員國擴充至２５個時，歐盟的社會模式也從其原有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即傾向左翼和較多保障）轉向自由模式。就算在英國，近日也出現１９２６年大罷工以來最嚴重的工潮，這些罷工工人是為抗議退休金問題。
自自由經濟主義１９世紀在英國冒起，然後在美國大行其道，法國一直是反對「不受控制資本主義」的中堅份子。一項全球調查指出，只有３６％的法國認為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制度是最佳制度，德國人的意見也相差不遠。（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卻有７４％的人認同自由經濟為最佳制度）
核心問題是：究竟我們所談的是什麼類型的資本主義？自１９７０年代以來，主要（即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經歷了２項根本轉變。
首先，由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１９３０年代開始推行「新政」（New Deal）後在西方盛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已被企業目標和責任的新模式所取代。
「新政」版本的資本主義認為企業有責任確保僱員的福祉，對社會有責任（企業稅便是達致以上目標的方法之一）。但以上模式已被新模式取代，新模式下，企業經理的責任就是為公司持有人創造短期「價值」，具體表現方法就追求股價和季度派息。新模式的實際後果就是削減工資和工人福利，以及透過政治游說和公眾壓力來要求降低企業稅。
簡言之，先進國家的政經制度改變是由工人福利和政府公共財政拿取財富，然後將這些財富轉至股東和公司高層。
這篇文章的筆者將這種資本主義稱為「行政總裁資本主義」（CEO capitalism），企業的行政總裁有效控制了董事局，也是現今政經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他們只需顧及投資基金經理的意見，自己則只需理會擴大分紅，而非工人或公眾利益。
第二個轉變是全球化，這對先進國家最大影響是這些國家的勞工需面對世界上最窮國家的勞工的競爭。
我們無須理會當中複雜的道理，只需看看經濟學家李家圖（David Ricardo）的「薪金鐵律」（Iron law of wages），這定律認為，在薪金競爭和無限勞工供應的情況下，薪金將只能維持在僅夠糊口的水平。之前沒有出現過無限勞工供應，但全球化令現在可以了，而這過程才剛剛開始。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歐洲有關勞工問題不斷出現紛爭，顯示了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人文後果上，政治和企業理解出現嚴重差距，而這制度是將勞工視作商品，並將這商品的價格競爭伸延至全球。
長遠而言，法國目前學運帶來的政治含意遠比發動運動的學生所想像到的更嚴重。法國學生的立場看似反動（他們要求的是維持目前勞工保障不變），或看似只懂破壞，但也可能更具預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