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經為了民主在12月4日遊行，那麼這個周日你也應該為了民主再上街頭，加入南韓農民，加入媒體所說的「暴民之父」荷西波夫(Jose Bove)率領的Via Campesina，加入來自世界各地的百姓人民。因為他們要的正正就是民主。
這個禮拜的各種示威集會絕不只是所謂的恐怖活動，還是一次真正擴展這個亞洲國際都市市民國際視野的良機，讓大家可以密集地在全球人民身上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正在發生什麼事，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不遠千里而來，又是什麼樣的景况使他們如此憤怒。
自從西雅圖起義以來，這些五花八門的抗議就被粗率的主流傳媒統稱做「反全球化運動」。原因是包括CNN在內的一眾國際傳媒機構當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會遇上這樣的場面，既不知道他們從哪裏冒出來，也不知道怎樣去歸納那雜多的議題，只好說他們反的是「全球化」。「反全球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是把全球化等同於經濟的全球化，而且還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然後再把世貿看成這股潮流的當然代理，於是反世貿就理所當然地是「反全球化」了。其實西雅圖一役的參與者當時又何嘗不驚訝呢？他們也沒想到一場網上開展的串連，居然會演變成聲勢這麼浩大的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彼此針對的議題或有不同，但卻完全有突破地域界線全球合作的可能。所以他們反的絕對不是全球化(除非你說他們反的是某種特定模式的全球化)，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和推手。
經過幾天雖然來得稍晚，但總比缺席要好的傳媒教育，如今大家都知道南韓農民反對的是歐美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造成不公平的貿易，使得他們生活無着。如果從這種要求公平貿易的角度來看，源起於法國的Via Campesina本來應該是南韓農民的敵人，因為他們主張的是維持貿易壁壘，何况這些歐洲農民應該也是歐盟農業補貼政策的受益者。其領導者荷西波夫的「成名作」是在1999年破壞一間法國的麥當勞，並因此入獄。他這麼做的原因是麥當勞用的牛肉是以添加荷爾蒙的飼料生產的，歐盟本來以健康理由拒絕這類牛肉進口，但美國在1996年向世貿控告歐盟歧視他們的牛肉。所以荷西波夫贊成歐洲各國要繼續擁有食品進口把關的權力，一種表面看來違反公平貿易的立場。可是今天的荷西波夫和Via Campesina除了要維護自己的權益之外，也聲援包括南韓農民在內的全球農戶。所以有此，正是多年來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結果。他們的訴求就是「把食物從世貿中拿掉」，原因是各國有權按其城鄉差距的實况、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和人民健康水平自訂食物和農業政策。在這個旗號底下，法國和南韓的農民是可以站在一起的。
關於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和私有化，已經有很多專家學者撰文申論，但是圍繞着世貿的另一重大爭論卻值得在此細說，那就是一般百姓到底有沒有權參與世貿在貿易自由化和公共服務私有化等事項上的決定。法國和南韓都各有官方代表參與世貿會議，為什麼他們的農民還要來示威抗議，重申他們的自主權呢？其實這正好指出了當前民主課題的兩個重大危機：一是像世貿這樣的國際組織奪去了許多主權國固有的權力範圍，但又欠缺一個民主和透明的決策架構；二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代議式民主政治本身出了問題。後者需要他日另文再談，我們先把焦點放在前者。
尼格利(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帝國》儘管艱澀深奧，但已被視作所謂「反全球化運動」的聖經，連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都說好看。他們的近著《眾生》(Multitude)針對批評者的詰難，用更清晰流暢的語言去討論「眾生」這個複雜的概念。在這本書裏，他們不只直接點明近年各路國際反抗運動就是「眾生」的範例，還指出「眾生」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不滿自己不被代表 (Grievances of Representation)，於是要求更徹底的全球民主。
把這個要求落實在反對世貿的運動上，它體現出來的就是要改變以下狀况：
一、整個世貿組織雖以一國一票的部長級會議為最高權力機關，但它的許多決策還是偏向已發展國家和跨國財團；
二、在三權分立成為全球共識的今天，世貿組織卻集「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於一身；
三、世貿的協議能夠凌駕各主權國自己的法律，就算一個民主國家上一屆政府簽訂的協議，下一屆政府也極難因應自己國內最新發展予以推翻修改；
四、世貿專注的是經濟領域，但那班財經官員決定的東西卻可以影響一國的勞工、社會、教育及醫療政策，而這些領域的專職官員卻沒有與會的法定資格。
舉個例子，當某個國家或某家公司挑戰另一個國家的法律違反世貿規定時，世貿會組織一個由3到5人組成的專家小組決定。這個小組的成員全由「爭端解決機構」 (Dis-pute Settlement Body)決定，看的就是他們是不是當行的專業人士。很多企業都能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作證，但是其他環境、人權及公益組織卻連旁聽的機會都沒有。這個小組的決定能夠迫使一個民選政府修改其民意代表訂立的法律，既不周全也沒有透明度可言，而且純由經貿和法律角度出發。某國如果被迫開放基因改造食品進口會不會影響人民健康，某國如果被迫讓郵政和交通全盤私營化會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皆不在其考慮之內，這個小組的成員也沒有理由要向受影響國的公民負責。
這種缺陷使得世貿備受抨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在其新著Fair Trade For All裏建議它的決策過程應該更透明更開放，並且讓所有受到某項條約影響的有關領域的官員參與談判。荷西波夫主張另設一個獨立於世貿之外的國際貿易法庭，以獨立解決貿易爭端。近年力主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社會學家大衛赫德(David Held)則認為要放棄主導世貿的「華盛頓共識」，另以一套「社會民主議程」 (social democratic agenda)重構世貿組織。當然有更多的示威人士乾脆以癱瘓世貿會議為己任，好讓整個機構不能再運作下去。
回到香港，我們的議會不是純粹民選，政府也不是由普選產生。比起南韓和法國，我們的談判代表更用不着向全民負責。所以眼前的怪况是政府可以一方面用廣告向大家籠統地宣稱世貿會議可以帶來多少好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大張旗鼓地告訴市民他們打算把什麼條件帶上談判桌；而有關的諮詢更是少得可憐，低調得幾至無聲。比如說關係到全民福祉和生活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其涵蓋領域廣達食水、醫療、教育和郵政；現在政府打算開放哪一個市場給外資，讓哪一種公共服務私營化，有多少市民知道？政府有沒有估算過各種協議帶來的影響？要不要公布？又有沒有公開問過市民的意見呢？
就如前面說過的，現在的政府代表我們去談出來的結果，是將來的民選政府也難以改變的。我們是不是起碼也要問一句：「你們到底在談些什麼？」這甚至不是自由貿易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民主問題。難道直到現在，香港人還不明白自己不是看南韓農民表演的觀眾，而是應該直接介入的主角嗎？【和世界站在一起‧三之二、三】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
200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