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文道
「去年冬季一個平凡不過的早上，經營報紙檔和小士多的伯尼和他的太太帶着一群小孩穿過馬路；之後借了一把傘給顧客，又借了一美元給另一個顧客；替出了遠門的鄰居代收了幾件包裹；勸阻了兩個想來買煙的小伙子；替行人指路；幫對面街的鐘表師傅保管一枚手表；向一個想來找房子租的人介紹行情；安慰了一個最近家庭出了點狀况的鄰居；教訓了一頓小混混，讓他們知道行為不良就甭想再來幫襯；又為一些只是路過來買點小東西的老主顧提供了聊天的場地；替另一些主顧預留剛到的報章雜誌；建議一個要買生日禮物的母親不要買模型船，因為有另一個小孩也會在同一個生日派對上送同樣的禮物……」一個平凡的早上，一對士多的老闆就做了這麼多事，他們不只是在做生意，而且還是社工、保母和房屋經紀。這些「服務」都是免費的，用不着政府提供也用不着任何機構代勞。如果這裏不是一個老街上的小社區，而是一堆簇新的大樓，就不可能有這麼一間士多；有的只會是連鎖超市、24小時便利店以及住宅底下的豪華會所。
前面那段話來自珍‧雅可布斯(Jane Jacobs)的經典《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這本1961年出版的書震撼了整個規劃學界和城市研究的圈子，它重新提醒大家城市生活真正可親可愛的地方，它用活生生的例子說明了今天大家熟悉的「社會資本」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雅可布斯讓所有人發現一種從上而下的城市規劃和重建如何撕裂了複雜的人際網絡，如何摧毁了一個自生自足的社區。把原來的居民分散遷移到不同的新廈，並不會使他們過得更好，只能讓他們迷失已往維生的方法。如果老區的居民去的是衛星新市鎮，就更只會製造出純粹的居住空間，沒有工作，並且需要大量周邊支援設施。在最壞的情况底下，這還是催生貧困社區，拉大貧富差距的原因。有些小孩因為父母要去遙遠的市區工作，又沒有鄰居照顧，只好混迹街頭；有些老人家離開了熟悉的鄰里，不只失去了與鄰居共同分擔生活必需品費用的機會，更少了傾訴心聲噓寒問暖的朋友，只能孤苦地待在設備比較新淨的房子裏等待時光流逝。很不幸，這種最壞的情况在香港卻絕非什麼罕見的特例。
受到雅可布斯的影響，自從70年代開始，居民參與的規劃和舊區重建，就已經成為城市規劃的新典範。從英國、歐陸到北美，一個又一個的都市老區以民主開放的精神去諮詢居民想要一種怎麼樣的重建；甚至不厭其煩地召開各種會議和工作坊，邀請市民一起動手動腳參與規劃設計，為的就是要從保留原有社區的角度出發，為居民提供他們想要的生活。這股潮流並沒有局限在「先進」國家，近年連很多被港人認為比較落後的亞非拉地區，一樣正在開展居民參與規劃的實驗。離我們近一點的台北，甚至把住民參與規劃列作舊區重建的必要程序。我相信香港沒有一個規劃師不知道這種規劃方式，也相信沒有一個規劃師沒讀過《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包括那些在市區重建局工作的規劃師。
市區重建在香港從來不是重建社區，它只是一種拆掉老建築老街道再賣給發展商的單純牟利行為。至於居民，除了在賠償金額上要和市區重建局討價還價之外，根本不被諮詢不受理會。我們知道土地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也知道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火車頭，但在經過了泡沫爆破的慘痛教訓，正要努力尋求轉型方向的今天，難道就不可以稍為改弦易轍，找出一個既能照顧舊區原有風貌和人際網絡，又可兼顧商業利益的新模式嗎？市區重建局的答案似乎是：不可以。
灣仔是所有介紹香港的旅遊指南都會特別說明的地區，因為它糅合了不同時期的建築和文化，新舊共冶一爐。但是構成這片獨特風景的那些老街道，正一條一條地落入市區重建局手中，準備拆除。根據官方頒布的「市區重建策略」，「保存社區網絡及社區特色」是市區重建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市區重建局從來沒有認真落實這些目標。過去它還可以說香港人不關心自己居住的老社區，只想要錢走人；但當利東街(俗稱「喜帖街」)和麥加力歌街的居民主動提出規劃案，想要住在原區「保存社區網絡和社區特色」的時候，它又能說什麼呢？在回應這些街坊要求的一封信裏，市區重建局的答案卻是「政府經廣泛諮詢後制定的這套政策，並不包括『業主參與發展』的補償模式」。請注意「補償」二字，面對這個香港史上第一個居民參與的規劃提案，市建局仍然不改固有心態，把他們的心願當成一種「補償」的要求。言下之意是這片土地我是要定了，你們想我賠什麼就說吧，除了想住在原來的房子之外。
在同一封信裏，市建局又表示「『業主參與發展』的構思，涉及十分複雜的商務法律、財務安排等問題，包括如何處理補地價和業主如何分擔發展成本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進行深入及詳細的研究。若果貿然推行，對市建局日後推行的項目會產生深遠影響，必須經過長期研究，才可能有全面分析和考慮。我們絕不能草率行事」。在「市區重建策略」頒布了那麼多年之後，在最能體現民主精神最能保存社區網絡和社區特色的居民參與規劃運動風行三十多年之後，市建局居然告訴我們它從未研究過這種可能？
看來龍應台教授所說的「中環價值」仍然主導着市建局的思路。
身為一個公營機構，它的做法當然不算「官商勾結」，但它卻是徹頭徹尾地只為發展商服務，罔顧灣仔街坊合理的訴求。以後有機會，我會再詳述市建局「收樓」的手法和它「以我為主」的官本位心態。但是以後，我們香港市民在「凱旋門」和天水圍之間，可還有另一種城市居住形態的選擇嗎？【民主，從舊區重建開始‧二之二】
《明報》
2005-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