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Media 編按：成報近期的教育專訪好像蠻有看頭的，今期又繼續李歐梵對香港大學教育一些都頗不客氣的批評。其實很多年前，李歐梵來港第一次教書，就對中文大學有些也不客氣的抨擊，幾十年後讀來，別有一番滋味，可惜暫時只有影印版，佔記憶大，晚一點看如何可以解決技術問題，再貼上In-Media公諸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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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原編按：上期，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認為，香港政府不斷削減教育資源，換來的只是死路一條。今期，他續談香港的大學學制過度制度化，並狠批大學欠缺獨立精神，這是難以建立世界第一流國際水平的大學的。另一方面，李教授還談到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三月份一連五個星期二，《成報》副刊校園版推出《大學之道》這個欄目，邀得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林幸謙，為本欄撰寫專訪。除了李歐梵教授外，林氏還專訪了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及台灣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讀者對本版有任何意見，歡迎電郵：[email protected]或來函：香港北角英皇道101號成報大廈6樓副刊《大學之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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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受訪者李歐梵教授
林：訪問者林幸謙
過於制度窒礙創作
林：二十一世紀的來臨，為香港迎來了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時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導致現今大學的定義也發生了變化。宏觀上，大學變成整體巿場系統的組織部分；而在大學體制內部，大學的企業化經營方式則帶來管理主義的威脅。在巿場導向之下，大學原有的學術精神和科研自主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甚至造成知識的危機。其中最備受衝擊的，不外是大學改革的強大壓力：知識結構和體制內部組織的重新定位。這種制度化功能的強化，是否恰恰就是今日香港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時代挑戰？
李：今日香港的大學，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變得過度的制度化。香港的教育政策不但有偏差，而且愈偏愈差，愈差愈偏，偏得非常厲害。香港的大學體制跟美國很相像，但比美國更加制度化。就以哈佛大學來說，在美國也有很多會議，可是基本的不同是，在美國沒有感覺到有一個政府在壓着你。這種情況如果不改的話，香港的教育前途絕對沒有希望──說明白點，當局根本不知道甚麼是世界第一流的國際水平的大學。
林：全球化和巿場競爭的巨大壓力，高等教育變成日益擴大的企業管理模式，這對大學體制來說並非幸事，甚至連大學校長的傳統職務與功能也受到衝擊，而必須從學術知識的領導者轉變成企業經營/領導者的角色，您對有關方面有甚麼建言？
李：我的觀點和見解沒有太大的作用，因為此種大學體制已經形成，很難一朝一夕徹底改變。香港的大學曾經有最好的人文學術，但現在香港的經濟困境和制度雙重加之下，變得過度的制度化，過度的管理性質，過度的量化和經濟掛帥，甚麼都講財政預算。這導致香港的學術過度受到外在的影響。以前的大學體制比較自由。當年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做甚麼都可以，沒有人管，但是，愈是自由便愈自主自律，愈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利用時間充實。今日的香港正好相反，香港的教育從頭到尾都離不開填鴨形式，從中學到大學，表格一份一份的來，會一個一個的開，沒有呼吸的空間，無法創作，師生每天都忙這個不得了。
香港的教授太忙了
林：以今日香港的大學環境，可會吸引您前來教書嗎？
李：如果今天問我會不會到香港長期教書，我絕對不敢，這個環境我覺得我會受不了，跟美國的環境也差距太大了。香港的大學精神已經變質，這?的學者教授除了面對教育經費的困境外，更重要的還要面對時間的問題。香港的大學教授太忙了，壓力也太大，一般教書的教授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自然學科方面可能會好一點，因為他們是一邊教學，一邊研究，他們教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影響最大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者。比較之下，我在美國的教學生涯，沒有香港這樣忙。在美國，忙的是個人的專業，也許為開會而飛來飛去，但卻可在開會中有所學習得益。但在香港，時間卻是大量花費在校內開會和應付公文的時間。糟糕的是，香港的會議是為開而開的，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可以不開的，十分行政化，也過度的制度化。
香港高等教育的過度制度化，導致一個普通教授的生活十分忙碌。在開會過程中，很多人並沒有多大的建樹。在這種情況下，時間變得不夠，時間的壓力太大。開會和公文報告，正是香港的管理模式。一個接一個的報告，多得不得了。但在美國，我若拿到一筆很好或很有名的研究經費，如Guggenheim Fellowship，並不需要做任何進度報告。這是很明顯的例子。我至今曾經看過一大堆別人的研究報告，可是報告內甚麼也沒有說，都是草草而成的，把自己的幾篇文章反覆引用。
林：除此之外？香港高等教育發展還受制於甚麼問題？
李：香港的學術也很受經濟的影響，經濟的動向帶動了所有的領域；然而，學術應該和任何外在的事物保持距離，不能受經濟太大的影響，否則就不用做學問了。當年新亞有新儒家出來，他們的生活比我們現在苦得多，拿到的錢又少，那為甚麼做得出來？在抗戰的時候，西南聯大反而有大師出來，現在生活優越的時候反而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