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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日本媒體工作者內藤康刊於《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一月号的一篇文章，由去年亞洲杯足球賽引發的反日暴動出發，分析日本方面的輿論和中日關係問題的癥結。原文尚有其他精彩內容，可透過連結了解全文。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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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的反日情緒：日本國民的「心事」
從2004年7月末到8月初，在中國舉行的「亞洲杯」足球賽上，幾乎將要整個會場掩埋的中國觀衆的針對日本球隊的反日言動，經過日本電視、報紙等傳媒連篇累牘的報道，給包括那些平時並不是太關注政治及日中關係的年輕人在內的日本社會以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在決賽之後，賽場外一些球迷焚燒日丸旗，向日本使館的車輛投擲石塊，使事態發展成外交問題。
此次足球騷亂之所以在日本國內引發如此之大的反響，是因爲牽扯到足球，這個在日中兩國間有廣泛人氣的運動，而且，以最純粹的形式暴露出中國國內反日情緒之濃重。如果說去年，在西安西北大學事件和珠海日本人買春事件中，雖然也曾發生過反日抗議活動，但中方的憤怒還應該算是「事出有因」（比如說起因於一些中國媒體的不正確報道）的話，那麽這一次，儘管日本選手和觀衆的所作所爲無任何不妥，卻導致如此騷動──到底中國人爲何如此憤怒，爲何如此討厭日本？這些在成爲包括球迷在內的日本國民關心的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日本國內厭中情緒強化的原因。
這種日中間的情感糾結因何而生，應如何應對，不但成爲國民的心事，代表日本社會輿論的各綜合月刊及報紙的意見專欄也紛紛推出特集，學者、新聞記者們則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展開自己的分析和主張。這些看法或許將成爲我們今後思考日中關係的基點。下面，筆者試分析一下，通過此次事件，日本的媒體及社會輿論形成了甚麽樣的對華認識。分析的物件，是「亞洲杯」以後刊發的《中央公論》、《論座》、《月刊現代》和《世界》等綜合性月刊的9－11月號，及全國性報紙（《朝日》、《每日》和《讀賣》）的意見專欄等。特別是月刊普遍在9－10月號集中了中國方面的特刊。其次，一些帶有強烈反華傾向的雜誌，在去年的論壇中曾經有過介紹，此次權且排除於考察物件之外。此外，並非所有的相關報道都已經「一網打盡」，挂一漏萬，在所難免，特此說明。
一個總體的感覺是，對中國的批判色彩強烈。尤其是《中央公論》在9月號推出了《東亞：民族主義的危險性》、10月號推出了《足球？亞洲杯警惕中國的暴走》，《月刊現代》於10月號推出了《總力特集質疑中國：危險的鄰人！》等特刊。如果唯讀這些內容的話，未免會形成與《諸君》、《正論》等反華系媒體大同小異的錯覺，可是，《中央公論》5月號上，也刊登了〈反中「原教旨主義」有害無益〉（神戶大學／五百旗頭真教授執筆）等文章，可見並非是清一色的反華文本。除此之外，在《論座》10月號上還刊登了〈如何超越相互傾軋的日中關係「感情摩擦」〉，《世界》9月號上刊登了《特集何爲靖國問題》，提出了與日中感情摩擦關係頗深的靖國神社問題。如果將各個雜誌刊載的文章的主要問題按內容加以分類的話，大致如下：
1、「亞洲杯」問題（喝倒彩等，作爲北京五環在即的奧運東道國的應對）
2、反日情緒高漲的原因
3、（對2的）日本方面的對應
4、圍繞靖國參拜問題
5、解決問題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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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者所關心的焦點多集中於對第二點的分析上。
上村把目光投向了助長「敲打日本」的背景，以及長期的對日自卑感問題上。「重要的是他們認爲「應該敲打敲打日本」」、「只要物件是日本的話，做點過火的事也會被原諒」、「只要是批判日本，上面也不會當成問題」等已經成爲集體意識。「（中國曾被列強半殖民地化），尤其是日本，一個亞洲的蕞爾小國卻先行成就了現代化……中國雖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日戰爭的戰勝國，但中國人卻幾乎從來沒有「勝者」的實感……戰後，日本率先實現高度經濟增長，成爲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因此，中國人的受害者意識在戰後反而被強化了。」「圍繞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國民甚至可能在想：我們依然在受日本的愚弄。」
濱本良一則著眼於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天安門事件及蘇聯的崩潰），使党的領導層用愛國主義取代退色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統一國民的思想，以期「救亡圖存」。」「雖然從（1994年制定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看不到「反日」的字樣，事實上確是反日教育的實施綱領。」4
互聯網象徵性地反映出中國日益蔓延的反日情緒。濱本良一說道：「在生活中原本與日本沒有絲毫瓜葛的青年，會突然與同齡人一起創辦反日網站。如果一個人對中國政府當局的反日宣傳毫無批判地接受的話，也許就會産生那樣的想法。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只要給他得到關於日本社會真實資訊的機會，他的誤解應該會很容易得到澄清。」
渡邊昭夫指出，根本的原因在於官民間的鴻溝。「在今天的中國當局看來，「和平」（友好與協調）無疑意味著國家利益。但在民間社會，由於種種原因，比起政府所希望的國際協調來，卻存在一種主張更加強硬的對外姿態的聲音。對於處於「崛起」期的國家來說，這種傾向尤爲強烈。」「當今的國家，爲保全、伸張國家利益計，必須處理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因此，在國家性質的行爲中，一種自製的組織結構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作用……另一方面，所謂「民聲」其實是一種「單論點群體」（single issue group），因其能量只在某一點上彙集、散發，很容易走向過激。」所以，結論是「那種只要將一切交給民間，超越過境的友情便會自然生髮的想法未免幼稚，這也是本次「亞洲杯」所教的一課。」5渡邊昭夫闡述有時從「國益」的立場出發，對民意加以誘導似乎也不無必要。
天兒慧舉出包括歷史問題及愛國主義在內的要素，指出「種種要因的複合共鳴」6：
（1）就普通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歷史的情結」，日本尚未作出回答，對這種不滿的積蓄；（2）（愛國主義教育的）衆多題材是抗日戰爭，日本人的殘暴和侵略被大大宣揚，其結果，使徹底的反日教育的更加強化；（3）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所做的扶貧、環保支援及形形色色的友好交流等「正面」活動鮮爲國民所知，致使「負面」印象叢生，極端的「對日誤解」蔓延；（4）中國國內改革開放政策的走偏日益嚴重……對此的不滿如以批判政府的形式加以宣泄的話，勢必碰壁，所以「反日」就成爲這種積怨得以宣泄的通道和人們安易的選擇；（5）一些有排外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強烈的反日意識的群體」擡頭，利用互聯網，呼籲類似的行動，其存在也開始呈組織化態勢。
至於上述反日民族主義的成因，正如經常被指出的那樣，「政府主導的愛國主義」加上「近代以來積蓄的對日本的複雜感情」借靖國神社之機延燒，而民衆的意見已然可以通過互聯網來表達的變化又助長了這種越燒越旺的「反日情緒」，這幾乎成了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共識。
四、日本如今如何看待中國？
與中國日益升級的反日情緒相「匹配」的，是正在日本蔓延的「嫌中感情」。「在日本，受戰後民主主義教育成長的世代已經成爲主流，在他們身上，有一種比起過去的歷史，更重視中國的強權特性、非民主政治體制問題的傾向。」加上「在日本頻頻發生的中國人犯罪也使兩國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作爲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所謂「喉舌」）的中國媒體，卻對這樣的事實不加傳達，使問題的解決找不著頭緒。久而久之，日本人反而對中國産生了一種「受害者意識」。就這樣，出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互在心中扮演著「受害者」的角色，競相招致對方反感的奇異景觀。」（上村）
「日本的對華感情也談不上好。前年，在圍繞「脫北者」（指北朝鮮逃亡者）的「瀋陽總領館事件」上，對始終以高壓態度居高臨下的中國當局的不快感，近年來，對在日本國內日益嚴重的中國人犯罪的不信任感，對強行登陸尖閣群島（即釣魚島）及在附近海域開發資源的挑釁性行動的反感，進而，對其毫不掩飾「大國意識」的咄咄逼人的態度的受威脅感，這些感覺都在不斷地使充斥各種論壇的「反中」論調持續升溫。」（天兒氏）
古田博司認爲，如此醒目的國民感情的鴻溝之所以無法填平，原因在於東亞傳統思想的構造7：
此前東亞地區的不諧和音，主要起因於日本對這個地域的侵略、掠奪和榨取。因而，只有日本不停的贖罪才是對這一區域的和解與協調的貢獻。這一結論，經某些「倫理派」人士的不斷誘導，被傳播至今……但是，細究其根源，不諧和音難道不是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執拗地在低音部分不斷重復的音素）嗎？
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最內裏的一層以中華思想爲原型，在它的基礎上，又由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疊床架屋而形成了新的層面。從內向外面向新層，以自己爲「中華」，東亞的「霸主性」容易被「一氣呵成」，而新層卻是以對於「無法遺忘的他者」的日本的反動爲動機，不斷地撩撥著內裏的對於夷狄日本的侮辱與憎惡。
古田認爲，東亞思想的「共通性」就是把自己定位爲「中華」而輕蔑周邊其他國家、民族的構造。因此，對於所謂「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他相信由於其內部缺乏內在的論理張力，其一旦離陸，便會「空中分解」。所以，他說，「在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依然生猛的時候，我國不易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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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決之策
關於這一點有各種各樣的建議。天兒就日中關係上日益顯著的「三個增大」（即（1）規模的增大、（2）多樣性的增大、（3）複合性的增大）提出了如下見解。「當今中國人的對日感情並不僅僅是「嫌惡」……我們可以認爲，對日感情的多樣化才是當今實際的潮流。在上述內容中，如果我們沒有抓住「亞洲杯」足球賽、西北大學事件等反日爆發性事件的話，將導致對中國人對日情感的誤讀。」此外，他還強調說，「儘管目前民族主義的大國論、排外的情感論等論調在傳媒上頗爲醒目，但「非我族類」的其他的思潮也確實有增無減。如何培育、並保持這種狀況，日中雙方的知識份子、意見領袖及自由民主派的決策者們正在被挑戰。」
上村認爲，靖國神社是問題的關鍵。「通過處理靖國神社問題，或許可解讀相互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尋找到通往和解的新路徑也未可知。」
小島談到相互認知的問題時指出，「（如何構築日中夥伴關係）問題的原點在於相互間認識的不足，其中也包括「歷史問題」。那麽，應當如何來操作呢？依我看，關鍵在於人與人的交流能達到哪種程度」，「就歷史問題而言，我認爲日中兩國應開展共同研究……但共同研究的結果，究竟能否達到中方所說「歷史認識」的「共有化」，我說不能……我們應該「共有」的，也許是相互間對於「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原來是不同的」這一認識本身的公有。」
也有一些意見關注文化的力量。「（中、韓學習日語的動機）如今是日本的大衆文化和動畫片……這恰恰與互聯網上的反日構成互爲表裏的現象，並迅速蔓延（小倉和夫）「創造一個「Cool Japan」（冷靜而極具魅力的日本）的形象會有「國益」。現在，政府和民間都意識到這一點而樂此不疲地努力著。那麽，如何在政治體制大相徑庭的東亞國家間構築協調與合作的框架，減少「反日愛國」，培育平等的友好關係呢？首先得提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要想改善東亞的國家、地區間潛伏的相互蔑視、敵視環境的途徑，首先應當通過「文化交流」來相互認知，冰釋誤解，進而喚起好感，培育甚或想要學習對方語言的那種「酷的衝動」（Cool Power）。」（青木）
七、結論：用照顧對方情感的「新思維」以誠相待
現階段，被中方作爲兩國摩擦的最大要因提出的「歷史認識」問題，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綜觀日本國內輿論，即使從以上各位的見解中也能夠看出，除了一部分死硬的「反華原教旨主義者」外，大家都清楚，靖國神社問題不啻爲斜刺在日中關係背上的一棵芒刺。爲此，財界、學界、傳媒等各界人士雖然都試圖阻止、改變首相的僵硬立場，但事已至此，雙方（小泉和中國政府）在此問題上都難以讓步，事態陷入膠著狀態。至於國內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支援」，正如某BBS （Channel 2）的帖子所寫道的，「如果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也並無任何保障能讓中國政府的反日態度有所收斂」──與其說是對參拜行爲本身的純粹支援，倒不如說是在最近「嫌中」情緒的背景下，國民感情對於中方批判的反彈更貼切一些。
前段時間，NHK 在節目中介紹了中國令人震驚的貧富差距11.在中國的反日運動屢屢過激，甚至有走上暴力之嫌的背景下，面對國內種種矛盾（貧富差、腐敗、環境污染等），苦於沒有意見表達出口的民衆的不滿就好像漲水的河川一樣積蓄著能量。在只要是針對日本，即使有些胡鬧也會被允許的「反日有理」的氛圍下，對日批判被層層誘導的狀況下生成的洪水，從小泉首相的靖國參拜這一「堤防的裂縫」中，噴湧而出，一泄如注。
搶救、彌補靖國神社問題這一堤壩的龜裂是日方的工作，而降低洪峰的水位，恰當地處理因各種矛盾派生的民衆感情，「排水減壓」是中方的課題。如果堵住了裂縫，卻將水排灌到日本這邊，也就是說，否定和平構築兩國關係的前輩的努力，一味地縱容「反日有理」的話，那麽，因在日中國人犯罪等問題已然惡化的日本的國民感情恐怕也難於接受，同樣的反華情緒也會在日本一側蓄積，不久必將反作用於中國。對此，中方也應予充分注意。日中關係的發展須從修復情感著手。
只消對最近的政治動向稍加觀察便不難看出，除靖國神社問題外，日中雙方在其他方面已經在改善關係的方向上開始了諸多的摸索、嘗試。前些時候，日本連遭自然災害，中國政府立即發來了慰問函電和援助救災款，表現出不希望日中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姿態。可以想象，今後兩國間還會在領土、資源開發、貿易、知識産權、犯罪等問題上發生這樣那樣的紛爭。但是，日中無論對對方有多麽的不滿，都必須直面雙方是無法遷移的鄰國這一現實，不把各種矛盾與民族感情挂鈎，面向問題的切實解決，建構成熟的雙邊關係。毋庸置疑，探索一條和睦與協調的道路有助於促進兩國的發展。
一個既是從此次足球事件中得出的教訓，也是筆者思考的治本之策是，在政治家、媒體等各個環節，日中雙方不僅要考慮本國，更要充分顧及對方國民的感情。現在日中關係齟齬的根本原因，無論是首相的靖國參拜也好，「反日有理」也好，都在於雙方對對方國民的感情缺乏理解體諒和深思熟慮。
考慮對方國民的感情，決非諸如「不得已的讓步」、「曲膝」那樣簡單的消極應對，而是順應了在經濟等多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倚賴的日中關係現狀的積極判斷，也是與「對中新思維」、「對日新思維」相通的想法。對社會輿論和國民情感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大衆傳媒如能以此爲判斷標準的話，就有可能防止兩國國民感情的進一步惡化；四年後的北京奧運，我們將會在比現在更加友好的寬鬆氛圍中共同迎來一個體育的盛典。
作者：内藤康 (日本，媒體工作者，作家）
譯者：劉檸（北京，獨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