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這文化現象，跟1950年代法國的經濟、政治，乃至戰後社會發展有關，這時期包括霍格里耶等新小說的流行、荒誕派戲劇（如貝克特《等待果陀》）的成功，或是基於列維-斯特勞斯開啟的結構與符號分析學的文藝解讀評論湧現（以羅蘭·巴特為代表），都啟發和鼓勵了很多電影製作人進行藝術的變革實踐；而許許多多有關電影活動的舉辦，加上電影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版，更極大地豐富法國的影迷文化，培養出很多高素質的年輕觀眾和未來電影從業者。法國電影新浪潮的出現，是內外環境變化、新思維、新電影生產方式衝擊下所帶來之必然結果，它推翻了保守的常規設定，為當時正處於尷尬位置的法國電影打了一支強心針。
在Claude Chabrol和杜魯福先後帶起「新浪潮」的初瀾之後，同屬《電影筆記》成員的尚盧·高達也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片《斷了氣》。儘管杜魯福的《四百擊》有其風格自然或新穎的地方，但它本質上仍是帶著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烙印，並未跳出某些傳統的框架和語法。相比下，高達的《斷了氣》顯得更為之激進和更俱革命性，它繼承了過渡時期的鬆散敘事嘗試，和類似路易·馬盧作品中隨意擺放鏡頭的拍攝方式，發揚了其將既有類型片（如犯罪電影）改造成作者電影的想法，顛覆著觀眾的習慣。情節遠不及梅爾維爾作品吸引的《斷了氣》（梅爾維爾還在這電影內客串了小說家一角），「生」對了時候，它恰好滿足到那批新生代觀眾開始追求新表現方式的觀影口味，也以它的「不和諧」，體現出法國新浪潮運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叛逆」特質。
帶著「透過鏡頭看世界」理念的《斷了氣》，跟一般電影通常將焦點對準於主角或所發生事情上的做法不同，其攝影機如遊客目光的四處打量，或采用深焦距拍攝的街景，儘管會使觀眾注意力分散（你甚至會察覺到途人在望鏡頭），但另方面卻能建立到人物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一種平等和融入的關係。尚盧·高達放棄傳統的攝影支架和軌道，以手持攝影機，及坐在輪椅或手推車中跟拍的方式，目的是為要獲得像紀錄片般的不加修飾效果，這好比記者追隨著事件、人物在報道，但有時又「意外地」捕捉到其它真實的畫面（例如將跟蹤戲和領導人到訪巴黎的真實場面相結合）。風格上呈現自然、隨性的《斷了氣》，亦帶著一蹴而就的乾脆感，它的閒散、散亂影像，符合了主角Michel Poiccard游離浪蕩的小混混本色，而其利落、爽快之鏡頭，又對本片追捕與逃避的故事，起到一定的渲染作用。
尚盧·高達的《斷了氣》，被人們談論最多的還是它的「跳切」手法，一個簡單的事件如Michel Poiccard駕車北上巴黎途中的知覺觀點，雖然聲音始終如一，可時間的流逝卻表現在畫面中。高達將「跳切」貫徹於整部電影，讓時間在視覺空間呈現為碎片化的同時，又在聲音內平穩地流動；而此用斷續剪接取代連續剪接的手法，猶像於一幅乾淨、平滑的油畫上增加粗糙的顆粒點，再結合配樂的Jazz韻律，更浮現出躁動不安的氣息。
尚盧·高達以這省略時空過程的「跳切」手法，賦予了電影一種跳躍的節奏感，按某些評論所指，此手法運用的一個原因，除了要控制預算、底片不夠，也是希望觀眾不要過分沉溺於本片的情節中。受到德國戲劇家Bertolt Brecht影響的高達，跟前者都一致認為，觀眾應該是能夠理性地思考故事，而不應被故事所迷惑，只有這樣，大家才可與此藝術作品進行交流，才可對這作品反映出的現實狀況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因此，《斷了氣》的很多地方，會被夸張地強調出它的戲劇/電影化特征（如兩位主角刻意擺出來的接吻姿勢），而這些「強調」更容易讓觀眾從戲中抽離出來，讓大家能不受操縱地跟導演一起，觀看著劇情的發展。
不同於杜魯福《射殺鋼琴師》的斷續剪接，是為要說明查理過去生活中最重要的時刻而進行預設，高達的《斷了氣》是利用「跳切」的手段，在削弱或者省略影響故事進程之關鍵部分時，去引發觀眾的疑問和猜測。情節交代模糊不清的《斷了氣》，似乎是導演有意為之，反而一些無關緊要的對話，卻被不斷地拖長。在影片中，女主角於Michel Poiccard房間內逗留的一段本應沒有必要被拍得那麼「長氣」，但鏡頭就是不肯離開這屋子，以致觀眾會覺得它的漫長和無止盡。高達想傳達的一個重點，是人們的生活原貌，他喜歡沒有太多修飾過的東西，如主角本色自然的演出，或在這幕中像路易·馬盧的《往絞刑台的電梯》一樣，引入從窗口照進屋內的陽光來做光源，都顯示了其對質樸無華之表現力的偏愛。
高達打破傳統電影法則的《斷了氣》，允許談話的重複出現，因為人們平時談話就是這樣子，生活也是不斷地重複又重複。他的「反敘事」策略，不但放大了生活的真實感，更因令故事的結構變得「任意」，而帶出不同的可能性。巴黎第三大學電影系教授Michel Marie曾提到，「Poiccard（本片的主角）是1959年法國電影中，第一個踐踏著精緻有聲電影對白的角色」，他說的流行俚語、粗俗私語，跟手持拍攝、跳躍式剪接，和莫名其妙地出現又消失的非劇情配樂相結合，營造出一種亂糟糟的、富破壞性的效果。這效果或感覺，又跟男主角那時的狀況與遭遇相配。高達成功地嘗試了以形式和風格，體現出電影的本質、核心，而不是主要依靠情節的推動，來引人思考。
此外，這作品頗有爭議性的一點，是女主角在沒跟男主角翻臉或爭吵的情況下，卻向警察告發了他藏身的位置。或許對此的解釋就如Michel說過的原話：「賊子去盜竊，謀殺犯去殺人，告密者去告密」，女主角Patricia知道她就是這樣的告密人，她只有作為告密者的時候，才能「確認」到自己。Patricia的這一舉動，令我想起高達的另一部影片《我的一生》（Vivre sa vie），片中的主角娜娜，對其「同行」伊維特所說的那番話（「盤子就是盤子，男人就是男人，生活就是……生活」），也證明了她認識到了某人或某事之所為、之所是的自由本質。不希望自己被釘牢的Patricia，總想改變一些東西，她令人出乎意料的行為，其實正是喜歡「破格」的高達之寫照。本片以此探討，是我們的內心決定行為，抑或是通過做了某件事情（如告密），才真正認知自己的內心，高達沒有分析，他只是提出問題，正如其往後的很多電影一樣，傾向於展示，但沒有清晰地說明，某事緣何之為某事。
充滿對立味的《斷了氣》，既構建了一個富有魅力卻殘酷無情的男主角形象，而且當中的女主角Patricia，也是很「矛盾」地既想在男人中保持獨立，但又看上去會不介意地依靠或取悅男人。導演尚盧·高達除了要讓角色的內部帶有著不同的對立點之外，這電影保持的閒散狀態風格，跟它在追捕情節內或多或少產生出的「緊張」感，亦構成了一對矛盾。不想將自己作品變成荷里活傳統故事片的高達，卻深受著美國文化的影響（連本片女主角也是美國人），他於《斷了氣》中展現的美國電影（包括海報上的堪富利·保加）、預設的跟情節發展呼應之場景、或在結尾遵守著像很多黑色電影總會以一場槍戰戲來收結的規則，正好都代表了那些「典型」的元素，對立著本片努力表現出的顛覆性。
高達不斷呈現的一系列矛盾，也許想反映出人生或現實的複雜和混亂，他將「矛盾」的概念延伸為對世界的疑惑，利用跳躍的剪接、模糊不清的敘事，傳達了這內涵。在男女主角於房間內冗長對談的那段落，儘管室外是陽光普照，但室內卻因為二人不停地抽菸，而搞到煙霧瀰漫，如此奇妙結合的畫面，既帶有一種單純性（自然陽光），又混和著混亂（煙霧），再加上外面的明媚天氣，跟室內二人談論一些沉重話題形成的衝突效果，更表現出電影有關自由和疑惑的一個主題。
曾教曉女主角做三個鬼臉的Michel，於本片即將結束時又以這幾個鬼臉，面對著其悲劇的人生，他的遺言「真惡心」像一個謎，但也可能指的就是眼前混亂的世界、殘酷的現實。在聽到女友向警察通風報信後仍不立即逃跑的Michel，或者就如其所說到的「疲累」、「受夠了」之原因而繼續留下，他的最終結局，被高達從杜魯福的原著劇本中修改後，變得更俱悲劇性，這好比電影內提到的福克納，於《The Wild Palms》中所寫的，「在無為和悲傷之間，我還是選擇悲傷」。本片以女主角Patricia轉望向攝影機的結尾，令人想到《四百擊》內安坦·但奴的定格鏡頭，而Patricia看上去有點不知所以的表情，以及她因法語不夠好還詢問了警察Michel說什麼的一幕，更強調出電影重點想說的，那對眼前混亂世界的疑惑。
僅用四周時間便完成拍攝的《斷了氣》，除了從製作模式上樹立新榜樣之外，它顛覆性的風格實踐，也為後來的電影產生深遠影響，像杜魯福職業生涯中最鬆散又最有趣的《射殺鋼琴師》，就是由於被高達的這部電影所推動，而進行大膽的實驗。表面顯得「不專業」的《斷了氣》，打開了一道大門口，它告訴人們知道電影原來可以是這樣拍的、「反敘事」原來亦可以比正常的敘事更能引起觀眾對「含義」的興趣和思考。「站」在六〇年代初的《斷了氣》，就像1940年的《大國民》一樣俱有啟發性，它不但成為法國新浪潮運動的參照電影，也為接下來激進、自由又朝氣勃發的十年，提前作出了一個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