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個「無知之幕」的條件可以說成是一種加諸參與者思考模式上的強制性的要求，因著缺乏對自我身份的資訊，代表了參與者可能以任何一個身份進入社會，這就迫使參與者必定要由社會上每一個族群的角度思考。這一層由其他人角度出發的考慮，彷彿就跟 Golden Rule，又或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貫通，但「無知之幕」將其實行得更為徹底。前述那些道德準則，往往只要求將其應用在日常生活與其他人的互動中，並作為一種待人接物的模範而存在。結果是它們並未有成為一種普遍性的道德概念，既不適用於生活圈子以外的人，亦難於以其倡導社會制度的轉變，因為其前設是已經出現了一套可行的社會運行模式，而只有在並未有禮法或儀式的事物上﹙又或是該禮法或儀式相對模糊﹚，這些道德慣例才會被應用上。
當然，這些條件並未有可能全部於現實發生，這也是 John Rawls 的理論被攻擊的最大論點。如上文所述，以協商形式去建構社會制度並達成共識，本身已經在歷史上絕無僅有，如果連盧梭所說的社會契約也受著現實世界各種條件而限制，這種可說是更進一步的，可以平衡自由與平等的社會豈非只是一個空想？
John Rawls 因此在其提出「無知之幕」的著作 -- The Theory of Justice 出版之後，再寫了另一本名為 Political Liberialism 的書，其中一個重點正是為其理論開展一個進入現實世界的可能性。既然西方歷史的確曾由君主獨裁走向民主政制，由此再走向更理想的社會也不無可能。現實世界裏，民主的出現並非是如童話故事般將夢想實現的過程，而是只有財富的分佈變得較為平等時才提供了民主發展的土壤。當君主的權力因著各樣歷史原因逐漸轉移到貴族身上，而於社會上又出現另一批因經商而積聚了一定財富的中產階級，制度上的改革就因此變得可能，而改革了的體制又為更平等的社會分配打下基礎。
只是這種由權力轉移而帶來的民主制度本身並不穩定，普遍人權的確立往往只是由於當時擁有權力的多方互相讓步下的共識。舉例來說，當一批貴族討論應如何限制皇帝的權力時，他們會盡量確保這是一個對各方都相對公平的提議，故此並不會以血緣或領地的位置作為設計制度的主要考慮。但如果當中一小撮人實力不足，同時也對其他參與者是一種異類的存在的話﹙例如種族上的不同﹚，依然會被相討出來的制度所束縛與歧視，更不用提的當然是沒有代表的一群，例如低下階層或是女性。
這種因著權力上的傾斜而帶來的制度轉變，正是因此而有著其天生的不穩定性。當時代變遷而權力的天秤變成向另一方傾斜時，新的權力擁有者們會因應自己的身份地位去找出一個新的共識，而舊制度可以隨時土崩瓦解。所以，如何為這種相對民主的政治形態找回其可以賴以支持的理論基礎，就顯得更為重要。「無知之幕」並非提議一種全新的建立國家的辦法，而是將其作為檢測一個政策是否合理的的基準。如果我們將自己放到這個思想實驗內，卻難以認同某一種政策上的改變，代表的正是該項政策在公平公正上可能有所或缺，而有其所能改善的空間，反之亦然。
回到周保松的這本著作上，所謂「政治的道德」，所要確立的正是政治可以依附的一個思想道德體系。我們認識的政治好像充滿了貪腐、陰謀與不公，而與道德一詞沾不上邊，但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其實正是一個預示了權力會使人腐化的制度。但相比起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家對皇帝在道德上的要求，西方將這種要求放置了在政治制度的各個環節裏面，由言論自由、三權分立到司法覆核，每一個制度上的部件都代表了一種理念，一種道德上的理念。只有當我們理解政治的道德性，透過這種公民思想上的範式轉移，才會能夠想像怎樣的改革可以令社會變得更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