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
編：腸
圖：Mr. Wally
來自日本的旺角街頭音樂人Mr Wally被警察阻止表演，聲稱「不是本地人不可以在街頭表演」。有關Working Holiday Visa是否能夠透過表演賺錢的問題筆者不敢妄論，只是如果Working Holiday Visa可以工作卻不可以自僱賺錢，似乎有點不合理。但談到街頭音樂的法律問題，不能不提2015年的《黃宗成》案。這宗案件背後亦是一個街頭音樂人透過司法系統改變法律，頗為勵志的故事。
一直以來，警察阻止街頭音樂表演的其中一個法律基礎是一條年代久遠的法例：《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15)條禁止任何人「在公眾街道或道路上奏玩任何樂器」，除非得到警務處處長酌情發出的許可。然而，在警務處網頁並不能夠找到任何能夠申請奏玩樂器的許可，可以說警務處根本沒有發出此類許可的政策。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是香港歷史最久遠的法例之一，於1845年香港島剛成為英國殖民地便已經通過，原本目的是要方便規管違反公共秩序、公共衛生與具滋擾性的行為，而禁止奏玩樂器的條文是在1949年加入的。時至今日，不少當初由此條例規管的行為已經有其他法例詳加處理，但《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卻仍然保留了大量雜牌條文，有些仍然有用（例如不准在法庭內攝影），有些則過時得可笑（例如不准在行人路上「策騎」）。於是，本來用作規管滋擾行為的一條法例，來到二十一世紀卻成為把街頭音樂一網打盡的工具。
在《黃宗成案》中，被告多次因為在街頭演奏樂器而根據第4(15)條被定罪，在2015年前亦至少兩度上訴至高等法院，但要求沒有律師代表的他要提出有效的法理依據當然非常困難，結果兩次都被高等法院極速駁回上訴。2015年他又再一次被定罪，他再次在沒有律師代表之下上訴至高等法院，但今次他卻成功了！
從判案書可見，這一次的法官（李翰良法官）並沒有極速駁回上訴，反而主動向控辯雙方提出終審法院在2005年《楊美雲案》中對於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的另一條文有所解釋，要求雙方就此案例的法律原則作出陳詞。雖然被告沒有回應，但李翰良法官仍然詳細考慮了各項法律原則，最後根據楊美雲案的法律原則收窄了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15)條的範圍。簡而言之，對於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所規管的行為，控方都有責任舉證證明被告「沒有合法權限或解釋」，考慮因素包括行為是否構成滋擾或阻礙、阻礙範圍多大、持續時間多長等等，而在奏玩樂器的情況下亦應該考慮《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第15條所保障的參與文化生活的基本權利。因此，法庭認為單單沒有警務處的許可在街頭奏玩樂器，並不足以構成罪行，裁定被告上訴得直，撤銷定罪。
自從《黃宗成案》之後，警察理應不能再隨意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15)條控告在公眾地方表演的buskers，除非能夠證明他們造成不合理的滋擾或阻礙。當然，這不代表buskers能夠從此免受警察騷擾，但至少還是少了一個途徑*。
然而，面對有如迷宮一樣的法律、面對執法者，要透過司法改變法律並不是一件易事。其一，當事人在上訴之時已經遭定罪，上訴失敗的話就要承擔罪名與懲罰，而其他法例的刑罰更未必是只是罰款了事。其二，在沒有律師代表之下要摸索司法系統並不容易，沒有法援的話要負擔律師又不便宜。 不過，《黃宗成案》雖然是刀仔鋸大樹的少有成功案例，卻仍是展示了司法抗爭的可能性。
* 順帶一提，據聞buskers如果收取金錢的話亦會被執法者安以「行乞」的罪名。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6A條有關行乞的條文，來自英國法例Vagrancy Act 1824，而英國法院在1983年案例《Gray v Chief Constable of Greater Manchester》中曾經判決在街頭彈奏結他以換取金錢屬於你情我願的交易，並不屬於Vagrancy Act 1824所指的「行乞」。這案例對於香港法院應具參考性，又是另一個司法抗爭的可能。
延伸閱讀：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宗成》（案件編號 HCMA 92/2015）
有關案件的新聞報導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現行版本）（1932年版本，當時的詳題仍然提及禁止滋擾行為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