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西走的怪物說了:
『我不需要名字，我沒有名字也過得很幸福。』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沒有名字的怪物。』
——德國童話，取自浦澤直樹《Monster》
舊講義寫道：『當年的殖民地政府曾力推『獅子山精神』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以解決時代變遷導致的『失範』（註2）。』在同一座獅子山下，我們為同一個夢想奮鬥，白手興家，最終從草根進昇到社會的中上層，而香港的繁榮就是建基於這種努力奮鬥的精神。首富李嘉誠的『箴言』賣得甚至比魯迅或孫中山語錄還好，正正因為他是『獅子山精神』的最佳代表。
我不知道殖民地政府在推動獅子山精神前有沒有研究過『他者』的理論，但假如說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建基於對『我們不是什麼』的想像，缺乏宏大的歷史來支撐，那獅子山精神就剛好補足了一直存在的空洞。
也許，獅子山精神對於我們，就像那些暫時的名字和『沒有名字的怪物』的關係：總有一天，名字會隨著它們本來的主人被吃掉，而由於想擁有名字的強大慾望，怪獸便重新踏上尋找名字的旅程。
近幾年，當『地產霸氣』成為老人和小孩都會掛在嘴邊的主流用語，一直支撐著香港人這個身份的獅子山精神亦隨之而幻滅：大型地產商透過收購合拼、把業務擴展到每一個和民生相關的範疇，『李嘉誠』由白手興家的偶像變成人人喊打的吸血魔鬼。人們不再相信香港是機會處處的樂土，出生在中上層家庭的孩子佔盡優勢，而除了這些被揀選的少數，大部分人都缺乏向上流動的有利條件。隨著獅子山神話的幻滅，新的失範正在形成，排外和仇富成為潛在的新『名字』。
另一個也許更迷人的新名字是『低俗』：賈選凝事件起，彭浩翔和杜汶澤便一唱一和地頌讚著『低俗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無論內地人對這種說法是如何的不解，普篇香港人卻都樂於拍和。『低俗』讓我們聯想起的是周星馳的電影或黃子華的『棟督笑』，比起《紅樓夢》或《論語》他們更能引起我們的共鳴，它們讓我們從緊張的生活裡能暫時喘息，而在娛樂之餘它們亦不忘承載關於生命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它們巨大的商業價值，而這是香港人衡量『成功』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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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法很確定地對當下的形勢下定論，因此我不打算再往這個方向寫。而一如其他在這個年紀寫下的文字，我不奢望在文章的結尾有一個明確答案在等著我。我只希望用語言好好表達困惑我的問題，而我認為這是我唯一有能力做到的。
讓我再次回到文初談及的『焦慮』。我迫切地想了解所謂的『香港價值』，因為它不但是對城市個性的客觀描述，更是我理解世界的框架的構成元素。而當我明白到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建基於對『我們不是什麼』的想像，而不是由宏大的歷史來支撐，我頓時明白到，作為『香港人』的我有必要去尋找『最適合的名字』。
而流行文化也許就是那個『最適合的名字』——『漫畫是想像力的守護者，搖滾是靈魂的防腐劑。』我在另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裡寫道。
我想像這樣的一個小說開頭，有哪一個小說家可以替我續寫下去：一個住在『沒有名字的城市』的人，為了為自己的城市找一個名字，出發去走訪世上每一個城市。而正如《看不見的城市》裡的馬可波羅，無論他來到哪一個城市，他都能隱約看見自己城市的影子。
也許，當那個尋找名字的人來到上海，坐在建於民國的舊茶樓閱讀張愛玲的《半生緣》，他會回想起某個凌晨，他在大埔往旺角小巴上聽著張國榮的《春光乍洩》，並在樂聲剛落的時候，喊了一聲『前面轉彎有落』。
(關於篇不應存在的《二之三》：寫作《二之三》，是源於重讀《二之二》時產生的另一種焦慮:我不懷疑自己有一點經營句子的才能，但我擔心，那些故弄玄虛的句子掩蓋著的是過於單薄的思想碎片。踏實地寫的話它們無以成篇，於是我聲稱我並不是在寫學術研究或調查報導，為我的武斷和疏於考證開脫。更糟糕的是，我擔心這種寫作方式是根源於自身的空洞和蒼白，而這是無法根治的。『心靈的枯燥掩蓋在感情洋溢的風格背後』——卡夫卡評價狄更斯的一句話或許同樣適用於我，我無法寫出真正有價值的文字，只能製造一些『看起來像洞見』的文字商品。
編輯告訴我，《二之一》我寫得不錯，但《二之二》她讀到一半就讀不下去。這讓我難以接受，尤其當編輯是一個女人。我急於證明自己不是玩弄文字遊戲的虛偽之徒。於是出現了這篇不應存在的《二之三》。)
註2：失範（anomie），一個社會學術語，指現代化過程中，因傳統價值和傳統社會規範遭到削弱、破壞、乃至瓦解，所導致的社會成員心理上的無序狀態。（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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