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2日下午，在教協主辦的特首選舉論壇中段，曾俊華說「我知道Carrie 點解唔會重啟政改，因為都衰咗一次，點解又要再衰一次呢？」這話跟教育制度關係不太直接，倒是引來現場一陣掌聲。
當看論壇直播的人們因這句跟 sountbite 拍爛手掌的那刻，十多名16-20歲的青年學生正在創意書院的小劇場，演繹這一代自身的教育／成長故事。他們的壓抑既有各自獨特的背景，也有共同的時代特徵。
劇中的家長老師，有的事事挑剔、有的苦口婆心、有的大條道理，但都有意無意成了壓迫者，口口聲聲「為你好」的成人，是怎樣走上這條路的呢？
「考試大過天」並非這一代的專利，然而80、90年代的香港，一時考不上高中／大學，倒還是覺得有路可走的，父母大多只是罵兩句「叫左你勤力D架啦，抵你架！」便囑咐你找一份正經的工作，也不會為你多做些什麼安排。反而夜校的盛行，倒是為想再讀書的青年提供了「第二機會」，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十多歲來港後邊做勞力工作邊上夜校, 最後完成學位當上中學老師──劇中擔心兒女追夢而考不好的父母，或許本來也可以如此自我安慰，只是2003官校夜校外判後, 政府兩年內撤銷資助，即使你能準時下班上夜校，還要每月奉上千多元學費才有書可讀。
至於學校和老師, 高壓管治的一向難免會有吧？ 只是願意抽空聆聽陪伴的老師, 本來也不算少。大概自李國章、羅范椒芬大推「家長選擇」的教育市場化遊戲，老師便明白「默默耕耘」永不再是辦學校的選項，學生的成績（和各種當局可隨時增加的指標）成為了學校和老師的「業績」, 正如一名提早退休的資深生物科老師形容「教改」後的自己：「最後那幾年，我只能對學生說：『唔該大家比心機，不可這樣，唔該要這樣。』...那感覺真的好cheap。我以往沒有drill他們……我開始好憎自己」（何玉芬《流沙上的朝聖足印》）。而至於當局鼓勵學校「靈活」運用款項，新入職的合約教師失去職業保障，更難高談沒有可見業績的「愛心」工作。
這群青少年在劇中演繹自己年紀小小便收到「你知道我投資了多少在你身上，你怎能……」、「你TSA考不好累了全校的banding」的責難訊息，對2000年代初期入學的他們來說，身處這種教育處境並非偶然。令人遺憾的是，演出後聽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的成員分享, 教育當局對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仍是一如既往的蔑視, 自甘比作教育系統「產品」的林鄭月娥，即使在競選時也大概只是說會對「呢個驕人教育系統」作些不著邊際的修補，劇場上的尖叫、哭泣、無言，又豈會令掌權者心動呢？
在我看來，《那些還未說的...》並非一場對教育/成人的控訴，而是這群青年人向我們展示他們已經找到一點自身的力量──決意不願在這扭曲的社會中扭曲自己。成人如你如我，又找到了自身的力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