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橘子
電影改編自同名小說，名字取自英式俚語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 （像上了發條的橘子一樣奇怪）。主角艾歷，以現在的價值來說是一名集強盜、殺人、強姦於一身的超級罪犯，他無惡不作，簡直人人得而誅之。他是一群以犯罪為樂的少年的首領，他們只關心如何進行「超暴力」──他們用這名稱形容各樣嚴重罪行。在一次的闖入屋進行「超暴力」時，艾歷殺死了屋的主人。本來對他們來說殺人只是等閒事，但這次艾歷被同黨出賣，然後被警察捉住，送進監牢。兩年的監牢生涯後，艾歷忍受不了被囚禁時的無聊，想盡辦法希望提早離開監獄。當時監獄出現人滿之患，政府遂推行以「Ludovico 療法」代替監禁的計劃。「Ludovico 療法」其實就是利用心理學上的古典制約方法，透過強迫不斷重覆觀看暴力、性愛畫面，同時以藥物產生生理上的痛苦感覺，直至身體將暴力、性愛與痛苦連繫。只要腦海浮現暴力或性愛的畫面，身體就會有強烈的反應，嘔吐大作，以至無法作惡。完成「Ludovico 療法」後的艾歷失去作惡的能力，但他沒有變成好人，只是純粹的不能作惡……
電影中有大量描寫暴力及性的鏡頭。寇比力克在處理這些敏感場面時沒有選擇迴避，反而是露骨地將暴力和性愛埸面在觀眾面前刻劃出來。例如電影有很多關於性愛的鏡頭，寇比力克沒有像多數導演般用燈光或拍攝角度去間接交代戲情，而是採取直接的單鏡手法拍攝，男女於觀眾面前交合，中距離的鏡頭令觀眾有置身於現場一個角落偷窺的感覺。對於不能接受這種激烈表達方式的觀眾，電影的場面確實容易引起反感。正因如此，此片在上映時受到激烈評擊，更一度被禁止上映。然而，這部電影之所以震撼，就是她能透過激烈的場面刺激觀眾的思考，強迫觀眾重新反思道德的界限。如果刪除或者改用溫和的手法處理這些場面，電影一定不及寇比力克所拍的具有感染力量。
音樂．寇比力克
音樂和電影，有點像顏料和畫的關係。音樂和顏料的作用都是渲染。電影用音樂將感覺傳遞，將畫面豐富。
出色的電影人住住對音樂有獨特情懷──王家衛在一次訪談中說，除了導演工作，他最想當電影配樂師；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喜歡在寫故事前，先找電影的配樂。同樣地，寇比力克對電影所使用的音樂有嚴謹的要求。他似乎特別鍾情於古典音樂。寇比力克當時的電影多數是使用個別編寫的配樂，而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使用大量現成古典音樂作為電影配樂。他於電影中運用古典音樂最經典的可算是《2001：太空漫游》。當太空船在太空漫遊時，背景音樂是著名的《藍色多瑙河》，此曲輕柔的節奏，與太空船緩慢的移動相映照，表現出太空中的空曠感覺，畫面與配樂產生一種有趣的張力。而這部電影的開場曲是理查．史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此曲也是因為這套電影而為世人所熟悉。
《發條橙》中使用的音樂同樣別出心裁。貫穿全片的主要旋律有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一般人認為貝多芬的音樂有陶冶性情的作用，而發條橙的作者打破了人們對音樂的單一感覺──對於此故事的主角艾歷，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最佳的配搭是「超暴力」。電影中，艾歷十分喜愛貝多芬的樂曲，每每當艾歷進行「超暴力」時，腦海中就會奏起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超暴力」加上貝多芬，彷彿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但艾歷的暴力就是如此配合貝多芬，令人感覺暴力之中加添了幾分靈感。透過電影的美化，不但沖淡了觀眾對艾歷的罪惡的厭惡，反而容易使人被他的暴力所吸引。電影就是有一種魔力，可以美化暴力與罪惡。
另一首電影中經常出現的歌曲是《萬花嬉春》（Singin’ in the Rain）。當艾歷毆打作家、強姦其妻子時，口中就是哼著這首歌。原本《萬花嬉春》是一場歌舞，男女主角邊唱邊跳舞。艾歷唱出此曲時，也是像舞蹈般，配合節奏毆打、強姦，他的暴力行為就像是一場歌舞的一部份。艾歷唱出萬花嬉春時表現出的是歡愉，毫不內疚，反映出他的惡行是何等內在，是與生俱來的。
寇比力克在一次訪談中提到，為什麼他的作品不是像當時多數電影般使用個別為電影設計的配樂，而選擇現成的古典音樂，他答道：「無論我們的電影配樂師做的多好，他們不是貝多芬、莫札特、或伯拉姆斯。當從古到今還有為數眾多優秀的管弦樂，為何要使用那些不算頂尖的音樂？當你在編輯一部影片，嘗試用不同的音樂片段來查驗它們與畫面搭配的效果是相當有用的…嗯，加上一點關心與想法，這些暫時的曲目可以成為最終的配樂。」可見寇比力克對電影音樂的重視。
空虛的角色．空虛的時代
電影內每個角色都令人有強烈的空虛感覺，就像要告訴觀眾，整個時代的人都是空虛的。標奇立異的服飾、浮誇的陳設、沉淪毒品、性濫交在電影內普遍存在。人的精神無處寄託，只能用暴力和性愛去尋求一時的快樂。在奇異的服裝下人的面目顯得模糊。城市內到處都是廢墟般混亂、滿街都是流氓。艾歷接受完「Ludovico 療法」後回到自己的家，但他的家人並不歡迎他回來。人與人的關係割離，即使是父母與子女間的感情也一樣淡薄。罪犯也可以成為警察，善與惡的判別失去作用。政客不關心人民，只關心選票。人沒有目的，沒有價值，只有純粹的存在。雖然電影顯得誇張，但同樣空虛無聊的感覺在這個真實的後現代社會卻常常存在。在制度化的教育下，人的特殊性被埋沒。人要不斷增值，作為經濟發展的工具。社會事物走向單一化、公式化；沒有故事的城市，沒有故事的人物；因為記憶變得不重要；城市不斷因經濟需要而重建，而重建後的城市面貌走向更加單一；人人發生著相同的事情，生活是重重複複，人人談論著無聊的事情。人們對人生意義、價值問題不感興趣……電影是在訴說現實的無聊嗎？我不清楚，但電影確實呈現了後現代的虛無。
作惡的自由
《發條橙》環繞著自由這問題。什麼是自由？沙特認為自由是「自為的存在」。與此相對的是「自在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沒有自我意識的存在物，以沙特的言詞是「本質先於存在」，當事物未存在時己有一個既定特性，而那事物無法否定。而「自為的存在」指的是有自我意識的人，是「存在先於本質」。以例子說明，刀的存在是為了切割，在它被創造之前，它的存在目的已被固定。一把刀本身不能改變它被賦予的價值。而人的存在卻沒有任何目的。人被生下來之前並未被賦予任何本質，人的本質是在世界生存當中偶然構成的。人之自由，是要透過選擇去實踐。人要獨自選擇自己本質，沒有外在的存在物能令這樣的選擇變成必然。因為選擇，人感到自由；因為選擇，人感到孤寂。
當人的選擇被剝奪時，還有自由可言嗎？退後一點看，常人在世何嘗不是同樣受到種種限制。人生存於社會之中，遵守著型型式式的規範。個人的行動時時刻刻受到來自家庭、朋輩和社會期望所制約。常人沒有能力清晰體驗自己的選擇，在這些制約下人就像在鳥籠中般被困得透不過氣。但以沙特對於自由的觀點，即使是囚犯，雖然行動受到限制，但因思想仍是自由的，他仍然可以在有限的空間下選擇自己的本質，則仍然是自由的。
在電影中，艾歷主動要求接受「Ludovico 療法」以換取提早結束囚禁。艾歷離開了監獄，無疑肉體上是自由了，然而他失去道德的選擇能力。本來罪惡、暴力與性愛佔據著艾歷生活的全部，現在他失去行惡的能力，但他也無法從內心選擇行善。他無可選擇，靈魂被身體囚禁著。連精神上的自由也不能達到，是根本性的失去自由。
暴力、盜竊、強姦，在普遍的道德原則下都是被禁止的。電影中政府以心理操作方式使人不能違反社會道德，從而降低犯罪率。表面上這是成功的，艾歷接受完「Ludovico 療法」後，失去犯罪的能力。但「不做違反道德標準的事」就是人所期望的道德嗎？一個人失去對道德的選擇，他也不能成為道德的人，因為道德價值應該是透過個人的選擇表現出來。試想像一個高智能機械人被輸入社會上所有道德標準，它只能按道德標準行動，一步也不會超越，然後科學家向世界宣佈發明了懂得分辨道德的機械人。很可笑。會有人認為這一個機械人是有道德的嗎？它只是無可奈何地接受別人對道德的判別。人不是機械，人是有感情、有慾望，人並不是簡單的單向的接受道德規範，反而是由人去改變道德標準。采告訴我們人應自己判別善惡，像獅子一般強壯，而不是服從於奴隸的道德3)。
從另一個角度，政府是否有權去剝奪個人對道德的選擇，應否用大部份人的道德觀去約束個人行為？對於遵守大眾法規的人，這做法的而且確能夠預防罪犯，令社會更安全。但這只是既自私又功利的想法。暴力、貪念、性慾都是人的本性，政府的做法是奪去艾歷作為人的人性。失卻人性的人枉為人。電影中艾歷失去行惡的能力後，不能以暴力去保護自己，結果是受到不同人的欺壓。雖然法律在運作層面上確實在管束個人的行動，但法律的目的不應該是打壓個人的自由，而是而是要平衡社會上每人的利益，使人能行使自己的自由。
艾歷後來被用作為一件政治工具。在野黨計劃利用艾歷去打擊政府的民望。他們設計另艾歷被困在一間房子內。因為接受「Ludovico 療法」時，艾歷意外地對貝多芬的樂曲產生厭惡，在野黨就另用這一點，強迫艾歷聆聽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像作惡一樣貝多芬的樂曲另他的身體有強烈反應，艾歷艾歷無助地獨自面對身體的苦楚。這間房子的門被鎖上，只有一扇窗能打開。他唯一能夠離開的方法就是跳出窗外。他最後選擇以跳窗自殺去了結痛苦。看到這裡不禁想到，人生在世的空虛孤寂感覺同樣難熬，也好像同樣苦無出路，身心被囚禁著，自殺是唯一的出路嗎？電影對這點沒有刻意著墨。
電影的結局中艾歷並沒有死去，他從重傷中康復過來，「Ludovico 療法」的效果被解除。艾歷回復從前的生活，再次作惡。
本文寫於《哲學、電影與人生》科論文作業
原文於此：http://wiki.edwincheese.com/film:reflection-on-a-clockwork-o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