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今期《文化現場》，編輯趙來發說原題太灰了，改為「贏又喊、輸又喊」）
編輯說要一篇「讓人理解你如何長成現在的你」之文章，我實在不該接下的——這題目對我過於沉重。我還未達港人年齡的中位數（39.6歲），回顧人生太沉重這些話，本不輪到我說。是我太貪戀各種可能性，常在幾個人生之間徘徊，不願意放棄任何出路，到頭來卻總是錯過了千萬個可能世界，坐這山望那山，突然就萌生拋棄一切直奔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的念頭。
文學：個體與群體
小時常被父親拋棄在廣州新華書店的書架上，他去尋覓各種音樂卡帶，我則惶惑無助，終於某天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看，那是《封神演義》，那年我五歲——從那時起，書及文字，就成了我在茫漠海裡安身的一葉孤舟，陌生的世界是棲身之地。中學時的如意算盤是，只要中文成績好，我就可以把時間花在別處，打排球、參加大量課外活動、與同學談過長的電話，並拒絕補習，且因穩妥而感覺不到競爭之激烈。
因為一直相信「做自己喜歡和擅長的事比較明智」，我從心理系轉到中文系。很自然地開始寫詩，年青人會覺得用斷裂的方式比較容易言說自己，跳躍的語言、濕潤的意象可以容納日常輾磨出來的感觸及曲折情感，這些東西在我們成長期間一直是被外在的規條世界拒絕的。那時，讀夏宇常常讓我感到可以用另一種語言存在，某些細碎的當代的魔幻能量被砥礪闡發。教我寫詩的老師都是性情和順之人，有我這樣氣急敗壞的學生，他們大概也訝異得很。
詩讓我在廣漠的大學裡覺得自己存在。又和一些朋友去組吐露詩社，沾沾自喜搞活動，出版合集。我學習的文學多半強調個體創作形式，但我參與文學時，卻常進入群體狀態。詩社的朋友後來大多翻臉收場是後話。結詩社、上東岸書店、參加文學活動，認識各方文學前輩，葉輝叔叔和關夢南先生開始把一些訪問和司儀之類的工作交給我，後來我為文學作的各種服務，都建基於這些經驗。就像中學時學會找幹事，彷彿大家都覺得「外向」就能幹出什麼事來；我不忍某些工作無人接手，於是變成一隻內心自閉的鸚鵡，學舌給大家逗趣，同時傾向拔毛自殘。
文學雜誌何以存在
如果純用一種抒發自我的角度去看文學，那現在的確很難說明為何社會需要文學——我懷疑這是否許多優秀文學刊物放棄出版的原因。《字花》編輯們作個人發表已無問題，在時間金錢不敷使用的情況下糾眾來辦文學雜誌，這理應伴隨著某些對時代形勢的分析，我們對這些是想得比較多。要摸索文學在社會上的位置，大概先要看清社會，才知文學應介入什麼、如何介入。我想，我們是身處於一個愈趨單元化的社會，商品消費磨滅個人，大眾媒體會靠向不合理的權威，政府常以刻板印象和公關語言迷惑大眾，令城市病態地過度發展，又讓各階層在被割裂之同時，迷信「共識」。文學探索記憶和想像，這些現在都是岌岌可危的邊緣事物；而如果文學能夠更被廣為接受，介入集體情感，社會應有更大的共同基礎，社群與身份於焉而立。而文學是一種經營主體的過程，所以我想，接觸被現實、建制和規條束縛的年青人，為先鋒的意念、理論、行為提供土壤，至少讓一部分人習慣與不易明白的東西相處，這些都是字花存在的理由，我們就是在前人提供的如此土壤上成長的。文學確實失去了「大眾」的主導位置，不過有些事小眾可以做起來更義無反顧。
其實當初是謝曉虹魅惑我說「想辦就會辦得出來」，才會有《字花》的構想。我常常出來代字花發言，其實字花裡各種意念的多樣，遊戲趣味和自由風格，創作版的尊重平等，評論版的理論深度，都是複數個體一起勞動的成果。我最常把精力耗於尋求共識，一直反對投票，但暴走起來常常壞事，尤其今年行運（摩羯）木星與本命（巨蟹）火星對沖。
理論是冒險
以前屬於傷春悲秋的林黛玉型文藝少女，是樊善標老師讓我對理性和方法學感興趣，方法之後就是分析，分析之後就是理論。到了科大讀過碩士，我已經離不開理論了——那是一個和創作一樣困難、自由、刺激的世界，這是我和謝曉虹同學之同感。每週大堆的英文readings，總是看不完，而所造成的竟然不是壓力，反是冒險感，一個像電影那樣心蕩神馳、感官性、可投入的世界。理論讓我更sentimental。像意識型態理論，它辯證、冷硬，卻總是叫我發現主體之虛幻內藏的憂傷。解構主義是把自己變成虛無的炸彈、投之與敵俱亡，然而本質是謙退的。齊澤克論述的轉折起碼總有三層以上，總會把我拋到九霄雲外，以至儘管他不斷重覆，還是隨他狂喜狂悲進退皆險。湯禎兆曾告誡，巿場能消化的理論起碼比外國遲20年，用太先鋒的理論其實會阻你發達；但那些來自理論的悲喜經歷留在我身體那麼真實，幾乎像俄羅斯女排的舊youtube一樣讓我激動（贏又喊、輸又喊、睇已經睇過的喊得仲緊要），我怎麼能離棄它。
當然理論也是恐怖的。黃燦然先生看我手上拿著卡勒，就嚷「你看這些書怎麼還能寫詩」；事實上，理論的恐怖在於它會搖晃你的存在基礎。經過某些理論，你不可能再是以前那個人。床邊的書櫃名喚「無用之櫃」，放置中外的現代性理論、文學理論、浪奔浪流的中國當代文化研究，如果我不回到學院，這堆書全然無用。然而，問題在於，你自己無所用的核心部分，你能否背棄。如果不能，就做好不能被所有人接受的心理準備。
死亡作為動力
我中學時幾乎不看報紙，是參與中大學生報，讓我開始以文字處理社會。其實我所熟習的本是書寫內在與抑壓的文字，社會議題至今非我所長所親，只是因為理論的責任而推動自己進入。98年樊善標老師說我不能寫出議論性的文字，06年他笑我「文以載道」。許是幼年經歷六四，很自然地會將自己的生命與死者緊密連繫，覺得你的命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此外，曾經為私事精神崩潰——試過被自己最核心之物迫害，就再也不想保持自我。於是從死亡這絕對他者，理解何謂「外親性」（extimacy），即在與你徹底歧異的他者中找到自己的核心。社會運動，尤其抗議及直接行動，就是一個與對立面及無法估算整合的我方短兵相接的情況，而奇異地我會在其中領受一種澄明，在極混亂和危險的情況下，感官敏銳、思維清晰，接近大衛連治冥想打坐時的「至福」。我亦以此，反過來理解到音樂和劇場的能量。
現在因為沒有時間，詩寫得極少，也沒力氣寫長篇的散文，失眠因此加劇。重視創作的人大概會覺得我太不自重，我亦想找到將我所習慣的內在語言轉化為介入和推動社會的創作方式。但我沒有時間靜下來。與專注創作的同代人相比，我沒能找到一個洞穴躲起來，這和我無法呆在學院的原因如一。就是無法拒絕外界的聲音。更深層次的弔詭：我在拖著重擔時能寫出不錯的東西，但同時喜歡寫自我消泯的虛無狀態。也許是我根本不重視自己的生命。工作到極痛苦時，我靠揣想自己猝死作為安慰。尼采說，想到自殺是個很大的安慰，因此我們就可以渡過許多個無眠的夜晚。我在一個沒有窗子的150呎斗室裡獨居三年，完成碩士論文，開始幹字花、寫 blog、投稿報章，可以這樣結論：在絕壁前工作，我就精神百倍。文學和異議或者都註定是蒲公英般的事業，但如果可以不把自己當一回事，也許就能以死亡對峙失敗和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