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幸運是我》是一齣探討認知障礙的溫情小品，但整個劇情都非常豐富，在我而言盡顯導演貪心想言說不同社會景況的意圖。雖然認知障礙變成旁枝，但導演處理得宜，劇情的主線與副線間互相襯托，展示導演眼中的香港現況及其回應。惠英紅飾演的芬姨，雖然患上認知障礙，但年少時風華絕代，也多才多藝，既是夜總會的紅牌歌手，也是多齣著名電影海報的畫師。而陳家樂飾演的陳介旭，母親逝世後來港尋父（陳峰，錢小豪飾），輾轉下到社區中心當社區飯堂的廚師，既面對基層生活現況，也見證同病相憐的草根。兩者遇上，本來旭仔打算在惠姨身上佔便宜，後來卻的起心肝照顧芬姨。
戲中有不少綠葉襯托，令故事的含義更豐富，如張繼聰飾演的飯堂大廚、由廣州來港讀社工的小月（劉雅瑟飾）等。場景的佈置也每每顯示拍攝團隊匠心獨運，拍攝場地穿梭於西營盤、深水埗和佐敦，三者都是面臨重建的舊區。選擇這三個地點，既是香港基層的集中地，也是見證香港新舊交替的場所。劇中最深刻的場景當屬旭仔有日拿出芬姨當年錄製的黑膠碟在家中播放，然後鏡頭變成了芬姨年少時在夜總會唱歌的場景，唱完一曲後，樂隊消失了，剩下年少的芬姨獨站台上。這是電影中鮮有的回憶場面，也是這場戲令我確定導演想說的不只是一個認知障礙患者的故事，而是借芬姨講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
芬姨有一種不變應萬變的自保思維，如壞了的窗不打開就沒事、打開電視機都只會看亞視等，可是這些東西也經不起歲月沖刷，因為即便習慣不變，自身也是面對著衰老。這樣的情景似是折射香港現況，曾經風光的過去，雖然現在還是擁有相當技術（看芬姨畫的海報），可是除了這些，當下以至未來又能如何延續？除了沉迷在懷緬外，似乎無人知曉。這種狀況正似是香港的現況，面對封閉的政治環境，除了回憶過去的風光，對未來卻是充滿迷惘。旭仔的出現就正好為「未來」打開了出路。偶爾向芬姨伸出援手，落泊的時候打算借得瓦遮頭，旭仔與芬姨的相遇只是意外，可是劇情一直發展，旭仔由猶豫、逃離、負擔，逐漸拉近自己與芬姨的關係。
播放黑膠唱片的一幕在芬姨的家中發生，即使無需憶起前事，也是溫情洋溢的一幕，也意味著曾經只屬於芬姨的過去，旭仔也能夠共同擁有。但加插一幕表演，加上結尾只有芬姨斯人獨憔悴，除了有感旭仔終於了解到芬姨外，也令人有種過去已不可再追的唏噓。但過去了，就是否要令人感到失落或割捨？電影給出了旭仔這個角色作為答案。旭仔來港一心尋父，卻換來拒絕相認，卻在芬姨身上找到最實在的關係。可以說，本來寄托血緣的旭仔，最後在芬姨身上得到救贖。
如果芬姨代表著一種香港舊世代的想法及疑惑，旭仔也許就代表一種新世代的躁動。尋找生父是一種尋根的表現，而旭仔苦苦追尋換來的冷淡和拒絕，似乎就表達出「尋根」的虛妄，不是說尋根的思考和行為不重要，而是旭仔尋父所表現出一種以血緣為本的尋根方式，其實可能只是旭仔的一廂情願。活像當下的香港，當我們一直拒絕香港的轉變，卻又苦無出路之時，換來的是一次又一次高舉過去的美好，強調著「香港人」的身份，似是自己的，卻又追不回。但就如芬姨過去的美好，旭仔想追尋的血親都只能活在過去，而不能延續到現在。而身邊那些存在，了解他們，比起單純追憶過去可能更重要。
芬姨的過去連接上旭仔的現在，而旭仔因著現在與芬姨的相處，建立著共同的未來，這也許就是導演對於當下香港的回應。要映襯這種想法，我認為小月這角色是神來之筆，這角色如果忽略上述的分析，設定轉為一位實習社工也無大礙，但電影將其設定為一位來港就讀社工的廣州人，既見證著旭仔的成長和他與芬姨關係的轉變，也描繪一位異鄉人對香港的想法。小月在電影最後的獨白和她對旭仔的回應，也許是我的投射，似是隱含著導演對中港關係的見解，旭仔和小月是有緣無份的一對，但兩者都為對方著想過，也影響著彼此。這算是對中港關係的樂觀想像嗎？
也許只是我多心，但無疑導演希望營造香港的正面想像，而這種想像不是宏觀的，而是一種微觀的，人與人的互動所營造而成的正面想像。就如芬姨在戲中經常講「做人既野咪就係你幫下我我幫下你」，由最初旭仔的無心插柳、張繼聰縛鞋帶、社區飯堂中的互動等，劇中的角色關係正是透過互相幫助交疊而成。而關係的呈現除了正面也有負面。但這些負面的，不是因為那個人立心不良做成，而是因為在社會底下，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限制造成的。這種情況不止出現在旭仔身上，如陳峰面對旭仔，是因為當下的局面所致，還是真的鐵石心腸，這問題在電影後來的舉動有所回應。
《幸運是我》在去年九月上映，我卻待到今年元旦才看，也算是新年的好開始，因為實在是一齣佳作。近年港產片都嘗試展現香港的多元化和社區脈絡，而且是一用積極進取的內容去呈現香港的多元，即使是悲劇色彩的內容，也盡力探討人性。相較以往以訕笑或自嘲面對時局的電影橋段，《幸》再一次提醒我們關係的重要，即使在負隅頑抗的政治氣候，或是充滿挑戰的社會環境，我們都不是孤軍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