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馬太福音》
光既是自然的，亦是人造的；日出月落，萬家燈火；無一不是光。人類追求光﹕它溫暖、明亮，帶來希望；亦躲避光﹕它刺眼、銳利，無法直面。光可以外在於人，也可以內在於心，能照亮心智，帶來思辨的能力，謂之啟蒙（enlightenment）。於是，光既是理所當然，也非必然而然；它的本質恰如藝術，或建設或顛覆，一體兩面。正如早前舉行的「好想藝術／如是，有了光——文藝黃昏聚」，便藉著感受光之實，捕捉藝術之本，兩者互為闡述，呈現大眾忽略的光（與藝術）之一二。
細節與幽微之光
數年前到日本四國直島旅行，造訪了安藤忠雄改建的的藝術空間「南寺」。南寺本身是寺廟，改建後成為一個展覽空間，裡面展出了美國藝術家James Turrell的作品「Backside of the Moon」。展場是漆黑一片的設置，指定人數的參觀者需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狀態下摸牆而行，然後在黑暗中靜待，直至眼睛習慣了黑暗，方隱約看到前方出現了一個發出淡淡藍光的長方形，情況類似我們平常無法察覺月亮沒被太陽照射到的那一部分，但其實它一直存在，此乃月球背面的意思。James Turrell是一個擅長用光的藝術家，他的作品不在於他看見了什麼，而是關於「看作品的人」的觀看。（“My work is more about your seeing than it is about my seeing, although it is a product of my seeing.” — James Turrell）「Backside of the Moon」正是透過參觀者感受黑暗，使其重新關注微光的存在，以及人類觀看光、察覺光的方式。經驗過後，參觀者即使未能悟出大道理，亦必會感受到村上春樹所謂的「微小但確切的幸福」。
光作為生活的一部份，具有日常性，恆常的事物總是容易受人忽略而失去原來的光彩。藝術家製作藝術品讓觀者重新經驗光，不但喚起大自然的細節之美，更能發現觀看的盲點及不足。蕭錦嫻的《障子》正是以這種看似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光的細節入手，呈現室內幽微光線的美感，發掘柔和光線所帶來的幸福。「障子」作為日本用以分隔室內外空間那一開一合的紙窗，非但沒有徹底隔絕空間，更能成就室外的陽光滲入室內，產生另一個柔和光場。而滲入室內那恬靜之光，不但潤飾了室內植物，更能與室內擺設互相共通，閃爍明滅，盡是自然之美，毫不矯飾。而高倩彤的《睡個好覺》起用了不少人家中黏貼的夜光牆紙，簡單直白地道出了黑夜裡的微光之美。透過黑暗的大環境，微光的細節就能讓人心感安穩、踏實，足夠好好酣睡。兩人的作品都以光的微梢末節入手，反襯光的可貴及幽微之處，這如同「月球背面」。無疑，藝術就是要有別於一般的洞察力，能喚起對幽微之光、微梢末節的關注及其美感；又一個充滿細節的生活，才能予人更多幸福、溫暖和光芒。
向光與惡光
儘管有例外，但世界萬物生存也幾乎離不開光，植物光合作用如是，人的起居作息如是，是以我們都幾乎把生產力集中於日間，而把休息留給黑夜，此乃共通的向光性。又向光其實也代表著嚮往自由，當中帶有強烈的主體性及行動力，如顧城《一代人》那耳熟能詳的經典名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就是一例。詩中的黑夜隱喻文革那個黑暗年代，而尋找光明則指涉努力追尋理想、尋找出路、爭取自由。王樂儀的詩作《向光性》正正演繹出這種向光的能量﹕「為了擺脫／脫離母體以前／用三個季節認識的／混亂與黑暗／下定裸身的決心／以不可見的移動／在落後與進步之間／隆起各種弧度以及弧度上的弧度／爭取更大表面面積／或者嘗試擴張所有孔洞／從光的口形接近光源／證實缺口的重要／一旦不慎／讓你按程序堵塞最後一條罅隙／就要等你按下燈掣／滿足找回四角褲的需要」。詩中透過嬰兒脫離母體作為尋找主體的指涉，進而呈現脫離母體的思辨及決心，最後歷經艱辛，才能完成主體的向光（脫離母體）——獲得自由。《向光性》呈現了身體自主的能動力，展示了啟蒙的思辨過程，擺脫束縛，擺脫母體的黑暗，去除黑暗所帶來的愚昧和混亂，最後形成主體，此為向光的核心所在。
光除了具有萬物賴以為生的重要性及代表著解昧、追尋自由民主等啟蒙意義外，也代表著五光十色的現代都市核心元素。然而這個都市裡，卻充斥著不斷追求永無止境進步的發展觀及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以人有向光性，也有惡光——鞭撻發展主義的罪惡。阿三以飲江的詩作製成了《讀飲江〈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而飲江於詩中就表達出對現代都市五光十色的燈飾所產生的疏離與不適﹕「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你不大習慣每一顆燈泡／為你而光亮／你不大習慣／那些諂媚／多顏色的鐘」。詩人陳滅在自彈讀詩的環節中，也以詩作呈現了惡光的想法。例如《香港韶光》中寫道﹕「我們瞠目結舌，又不受控地自發參加／為向旅客綻放只一瓣成分有毒的煙花／璀璨加璀璨，市民如夜蟲集結燈下／飛向堅固而灼熱的烏托邦／數字上升再偏軟，失落的目光仍舊流向／強迫性發動的幻彩詠香江」。陳滅把璀璨的煙花視為有毒，市民結集更形失落，而毫無意義的幻彩詠香江更遮蔽了那原本彩色的香江，是以無止境追求進步的城市更沒方向，於是市民都成為《香港有落》的游魂，夢想、住處、精神、感受、歷史、公理和願望都讓路給超速的夜車、超速的發展。原來夢想中的香港再不發光。事實上，惡光的顛覆性不止於指涉社會，也可以指涉身體政治。陳芊憓的影像作品《類光學流感 – 訪問視障詩人盧勁馳》講述了盧勁馳畏光的神經官能反應，盧對光有著無法令人理解的抗拒。這種對光的敏感不但超出大眾對身體的理解，亦顛覆了向光的思維，進一步喚起大家對身體及醫療體制作出截然不同的思考和批評。
說到底，向光和惡光，只是一體兩面，一建設，一顛覆，但同需具有不隨波逐流的態度及勇氣，抗衡社會上的盲點及衝破社會的既有限制。藝術就是這樣，一正一反，揚善貶惡，既能展示美好，也能呈現「美好」之惡。這就是藝術發光的所在。
劃破混沌之光
光在黑暗中最具像，能清晰呈現出線條、輪廓及光亮度，大有出於污泥而不染、艱險我奮進的意象，於是大環境愈黑暗，光的討論價值就愈大，正如社會時局愈是複雜混沌，劃破混沌的思辨就愈是必要。於是乎，我們便會看到盧樂謙的裝置《The Light of Broken Umbrellas》是以雨傘運動上每個雨傘個體所綻放的光明作為基礎，進而把這些集結的光明轉化成改革社會的鉛筆筆鋒。鉛筆是創作起稿的基礎，亦代表著思考的過程。正如盧樂謙所指，這些雨傘個體歷經的思考，會在某一個清晨寫出光明。林志輝和黃宇軒的投影裝置《有了光之後》邀請參加者臨帖「光明是」三個字，然後再續寫句子，不但開啟了光的無限可能與想像，更使懸而未了的事情得到了各式各樣的回應與答案，集腋出集體的思考圖景。何兆南的攝影裝置《圓與方 》則把雨傘照片以圓筒方式展示，比喻現實世界並非平面，不能一眼看清，提醒我們不應以單一角度看世界。回想雨傘運動的日子，我城出現了對雨傘運動及其參與者的眾多批評、謾罵與嘲諷，上述聲音從沒以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我城當下的狀況及運動出現的原因，此裝置強調出這個盲點，予以反省自身的切入。藝術在以上三作品中，化身成思考的中介，有如明亮的光，讓我們得以理解當下。這種思辨更是銳光，能劃破混沌，照出前路，讓思考者獲得走下去的力量，使之更游刃有餘。
光的生命
雖然光會轉眼即逝，但它卻具有延伸性，能在一點照亮另一點，具有感染的力量，可把自身的光芒以最大程度向週邊釋放，甚至其延伸力量大得可以把自身轉化成聲音，成為李穎姍 《Singing Bulb》的裝置藝術命題，甚至成為梁美萍《填瀉》上可以被觸及的光，故此光的生命其實是了無止境的。我想藝術既是光的載體，也是光的主體，它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延伸性及通感能力。藝術不但能傳播知識、智慧和情感，更能在人與藝術接觸時，使人可以內化這些藝術力量，成為光的所在。無疑，我們需要藝術；如是，才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