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ok Thief
Markus Zusak
2007, Black Swan, 554 pages
二戰時期納粹德軍對猶太人的屠殺是上世紀最恐怖的人為災難之一。據估計，自希特拉上台後到二次大戰終結，歐洲合共有六百萬猶太人因此而死去。六百萬，等於八成的香港人口，試想像一下車廂內街道上只剩下兩成人，四十個的同班同學裏只有八個生還，是多麼可怖的一件事。但無論是六成還是八成，這樣的描述還是容易被簡單歸納為一組數字，沉沒於每天在你我身邊一閃即逝的資訊之一。The Book Thief 則提供了一個故事讓我們更深刻的感受那樣的一個時代。
偶然，某一個男的或是女的——不，他們已不是男的或女的，而只是猶太人——會在人群中發現莉索爾的臉孔。迎著她的眼神的是他們的挫敗。而我們的偷書賊則只能凝視著，直到他們消失於視線之外。她只能希望對方能在她的表情中看見那深沉的悲傷，並了解那是真切的，而非單單一刻的感受。(1)
這樣的遊街示眾，並不是偶一為之的事件，而是有系統有組織地每過數天就會發生。接連不斷的行為教育正好強化了漢娜•鄂蘭口中所說的平凡的邪惡。作為遊行的觀眾，最容易的選擇就是置身事外，畢竟血統是一條終身不能逾越的界線，清晰地區分了打壓與被打壓兩者的角色，亦是一簡單直接的敵我二元區分。即使如女主角父親漢斯般沒有任何種族芥蒂，只因惻隱之心而為老人送上一塊面包，得來的卻只是額外的皮肉之苦。麻木，是這樣的生活帶來的最原始的反應，而要將個人的麻木合理化，首先要與被迫害的對象疏離，然後自然可以將其物化，就如美國內戰前的黑人奴隸一樣，只作為主人的財產而存在。
要解開這個死結，只能依靠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所以，當一個猶太人帶著疲憊的身軀和最後一絲的希望來到門前，而你的爸爸又收留了他，則已注定了你不能成為一個普通的應對著 「Hitler」的德國人。小說裏的女主角就是因此認識了因其猶太血統而四處躲藏的麥斯，猶太這個被逼害的符號，逐漸變成一個人，會發惡夢，習慣每天做掌上壓，對於星期三報紙上的填字遊戲顯得興致勃勃的一個人。
如果一個猶太人是這樣的，那麼因何要將其與德意志民族完全劃分？又為什麼能單靠血統將人分開為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女主角並沒有詢問這些充滿哲學意味的問題，她只是從一片民族狂熱中免疫了，而做著和她爸爸一樣的行為。
今天，美國的共和黨人高舉著反伊斯蘭的口號，誓言要剷平中東，特朗普競選運動中甚至不容許有一絲穆斯林的反對聲音在現場出現(2)。伊斯蘭好像幻化成邪惡的代表，而其信徒每個都彷佛是潛藏的恐怖分子。這樣的趨勢下去，終有一天美國憲法中的"men"會被重新詮釋為一個較為狹窄的定義，不包括某個民族，又或是某個宗教的人。
或許，我們需要的不是地面部隊或是更多的空襲，而是一互相溝通的橋樑。
Note:
1. 筆者譯, 原文為Once in a while, a man or woman – no, they were not men and women, they were Jews – would find Liesel’s face amongst the crowd. They would meet her with their defeat, and the book thief can only watch them back in a long, incurable moment before they were gone again. She could only hope they could read the depth of sorrow in her face, to recognize that it was true, and not fleeting. Markus Zusak, The Book Thief, p.399
2. CNN, Silently protesting Muslim woman ejected from Trump rally, 11 Jan 2016
延伸閱讀:
同樣缺乏溝通的阿富汗戰爭——
Sarah Chayes, The Punishment of Virt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