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
陳冠中、2009
Oxford
在這個令人沮喪的問題裏最核心的一個概念是，到底我們怎樣去訂定一個理想社會應有的準則？今天我們有著一系列的所謂普世價值，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各種基本人權，但其實嚴格來說，這些「普世」概念全部都源自歐洲大陸，甚至可以說是單單以白人男性的觀點為依歸。如果換作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他們的價值觀到最終是否會發展出同樣的理想？
就以尤太人為例，他們一直以來在歐洲所遇到的歧視與壓迫，其中一個先決條件是屬於這個族群的個體大都能夠被輕易的辨認出來，不然的話，即使其他人對他們自己的經濟情況再不滿意，也無法找到可以讓人發泄的對象。這種對族群的辨識，源自於尤太人聚居的習慣，而這種習慣當然亦離不開尤太教對於各種生活與食物的要求，例如尤太人吃的肉類必須由虔誠的尤太教徒負責屠宰，基本上等於只要離開所屬社群就會陷入無肉可吃的困境。這樣的傳統限制了其成長與生活環境，而讓大部份年輕人將民族的既有價值內化成為自己的價值。既然文化傳統本身就已經限制了其族群在生活上作出各種選擇的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的人們必然會發展出不同於他人的一套價值與道德理念，而所希冀的理想社會亦必然有違於西方這二百年內所努力建構的民主體制。
這正是不少提倡單一思考辦法的自由主義，包括John Rawls 那遮蔽參與者的文化背景的無知之幕被攻擊的原因，因為價值觀和文化背景有著根本性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只要有文化差異的存在，真正普世的價值就並不可能，又或者說，這種情況下的普世價值只淪為一個最大公約數，而並不能作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價值基礎。相反來說，過度神聖化一種固定定義的自由，本身可能就是對其他潛在而可能的、不同定義的自由的壓迫。依照這樣的思路，每個文化都應該有其各自不同的理想社會的樣式，而能夠決定社會架構的發展方向的，理論上就只有在該個特定環境成長與生活的人們。
所以，當每一個活在2013年的中國的人都選擇自行去放棄一段與其希冀的未來矛盾的歷史的時候，我們好像並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去要求他們作出改變。如果所有的概念都是由執政者強行灌輸給市民，反抗這種價值觀等於將自主權歸還到每一個人手中，但當選擇性地遺忘/否定某些歷史事件是一個集體而自願的決定，並且人民亦同時相信這個決定能帶給他們最好的未來，其他人又能抱持著什麼樣的立場向他們說三道四？相對主義就是如此的靠著一個又一個抱著懷疑論調的問題而抓住人心。我們當然應該警剔被推至極端的相對主義，所以即使納粹行為如何得到民意授權也並不能被包裝成一個民族的文化特點而受尊重，但《盛世》裏的中國人民的決定又的確沒有嚴重至可以讓人大聲疾呼的地步。對不符期望的事實刻意忽視是心理學已經探討多年的人類特徵之一，而對未來抱持樂觀何嘗又不是正向思維的一種？正正是面對著這樣的一個可以爭拗好壞，但卻無法被全盤否定的集體決定，才為書中的主角們與讀者帶來深重的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