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連安洋拍攝。
最近我到訪一位資深藝術家的工作室，坐下來就問他最近生活創作可好，他回應說最近總不能集中創作。過去幾個月來，「反送中」事件引致的所謂「赤色六、七月」令社會上充斥着很大的矛盾、衝突、創傷、憤怒或失望等等，令人的情緒和精神常常處於繃緊狀態，也有不少藝文朋友跟我說自己近日都吃不下，睡不安……可惜，我們的政府高官卻一直未有好好聆聽廣大市民的要求，只管以執法部門鎮壓及驅散數之不盡的示威者。大家都開始在思考我們在自己能力和局限範圍之中，能多做到些什麼，哪怕只輕如給人一個小小的擁抱（看似簡單卻超越日常習慣的行為）。
經過一次又一次史無前例的大型遊行，我感受到香港市民一步步走出更多關懷及歸屬感。為威權時代的社會現況而心感悲痛或許是常見，同時，大家卻開始生起某種強烈渴望與人連結之情，好讓同行的路人不致於沮喪孤單。
明顯的例子是，派信到我公司的送信先生幾年來跟我們的對話只限於「請蓋章簽收包裹」，但6月12日公司響應罷工罷市之後，他再來送信劈頭就問「你們近日怎樣了？大家都平安嗎？」這般突如其來的問候成了黑暗中的流星一顆。於6月14日，有一群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母親，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近6000集會人士幾乎坐滿整個花園，據在場朋友（部分不是媽媽）表示不少參與者也感動得在席中落淚。
事隔一個月，超過9000名長者於7月17日下午發起「銀髮大遊行」，其中一名退休公務員指現在是官逼民反，也指出以前的政府不是這樣的。在場的長者也一起走上街頭表示支持年輕人抗爭，譴責執法部門濫用權力，促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連日來這些共鳴串聯媽媽、孩子、爺爺等，甚或在我們周遭原以為陌生的人。
7月1日前夕，我在工作時無意中認識了兩位「陌生人」：從日本來的策展人和創作人。他們是特意來參與遊行的，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也有過來實地考察香港狀況。後來得知其中一位為國際知名攝影家、評論家、影像人類學家、大學教授及策展人港千尋（Minato Chihiro），他告訴我過去20多年來也有走訪世界各地社會運動現場的經驗，透過文字與相片實時紀錄不同類型和規模的民主運動。
近年出版的書籍《革命的做法：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結集他從各國公民運動歷史分析、加上親身紀實運動內外種種細節，進而提出其運動的「藝術性」。
這新相識的朋友向我提到他於2014年成立的「藝術橋協會」（Art Bridge Institute），致力研究和實踐藝術如何在現代社會中跨越流派，創造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探索跨類型參與者所需的協作和共同創造方式，希望藝術家、策展人、研究人員和在各個領域工作的人之間找到一幅未來社會的畫面。
我當時我不禁問他：「當社會運動每天發生，人們總目擊或親身經驗着不公不義的對待，這時候我們仍有心力去思考或執行藝術計劃嗎？」他的回應大概是社會運動的節奏當然是急速萬變的，迫使我們不得不即時回應，每場運動卻總有緩慢下來的時候，我們該把握那空間去認識和了解更多跟自己信念相近的人。過去幾年，他以藝術計劃連結社群，再作刊物出版以更廣泛流傳，或可將之視為另一種抗爭的節奏。原來連結的不只本地群眾，其中一部分的組成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社群，艱難時刻中獲跨越文化背景的人支持，便份外可貴。
自修讀藝術開始，10年多來一直從事文化管理、策展及創作等事務，說到底源自那份熱忱與人分享的心。我相信透過分享意念或創作，能引動別人的新思維、提升感受能力及同理心，促進更自由的表達與交流。藝術創作於我來說，就像種不求回報付出，或一份驚喜的禮物。
今天，社會政治氣氛改變愈來愈急劇而不明朗，我開始懷疑繼續只管從事藝術是絕對不夠的。這時代更需要我們和身邊的人有更多、更廣、更深的連結，才能帶來正面改變，造就更自主和自在的生活環境。灣仔起步部分成員為藝文工作者，我們正積極考慮把人文關懷及創意思維進一步帶進灣仔社區作為起步點，願日後能把地區議會的資源化作一道道堅固而有利市民跟政府雙向溝通之橋。
作者是灣仔起步成員。
本文刊於2019年7月22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