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文化作為終身職志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理想先行」，另一方面，也因為理念堅定，所以，容易在敘事論理出現「陳義高、語浪漫」的情況，使得相關文化政策或計畫在研擬推動的過程中，發生不同政府部門之間溝通困難的情形。
事實上，文化政策的產生與落實，也有一個完整的sop（如圖1）。
文化政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擘劃藍圖到具體企劃，這個過程，天馬行空，理念先行，最符合文化工作的想像，過程痛快。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從整合到實踐，往往讓文化行政者備感艱辛，甚至有很多計畫因為無法順利走過這個過程，胎死腹中。
因此，一個文化政策的成形，除了有高度與創意的想法，更需要強大的組織整合與溝通對話的能力，並且有為其他公務部門解決問題的決心。這樣的說法很抽象，所以，我想以本人在台北市文化局推動「街頭藝人政策」為例，具體說明。
1987年，台灣經歷政治上的大轉折，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告終，〈出版法〉廢止，報禁解除，自由、民主、開放成為文化發展的沃土，藝術家、藝文團體帶動社會討論，從集會結社的自由到空間禁忌的解除，蓬勃發聲。1995年，文化界開始討論街頭藝人的課題，希望台灣街頭也能吹起歐美街頭藝術的風氣。但是，法律解嚴了，人心還有很多自我設限之處，這個呼籲一直未能得到政府的正面回應。
數年後，我進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擔任研究師，接手已經推動兩年的「街頭藝人政策草擬」一案。當時，雖然民間已經累積六、七年的研究成果以及各國案例，卻因為欠缺具體計畫，難以跨出文化局。經過仔細分析，我將癥結點統整，繪出了上面這個關鍵圖，做為突圍的戰略依據（圖2）。
對文化界來說，「街頭藝人」是城市文化風貌，是生活創意來源；進入制度建立、法規草擬階段，這幾句話就派不上用場了。對不同的政府部門來說，「對街頭藝人的認定」是最難跨過的一關。
論及於此，其他政府部門便立刻被貼上「不懂文化」的標籤，看似站在文化部門的對立面。其實，雙方差異只在於各自的主責重點不同。因此，能否理解其他部門的邏輯，助其突破，才是文化行政工作的重點所在。在此，試舉幾個有趣的關鍵分享。
問題一、「街頭藝人」＝「攤販」？
跨部門協調時，這句話總是致命傷，使得文化局與財政局的溝通彷如雞同鴨講。事實上，問題不在字面上，財政局關注的核心意旨其實是「賦稅公平」及「課稅形式」。
問題二、「藝術欣賞」還是「噪音干擾」？
在協商的過程中，抽象的認定通常無助於政策論辯。在街頭藝術討論中，最容易被挑戰的課題就是「你認為是音樂，我覺得是噪音」，而民間噪音投訴正是環保局關心的重點。
問題三、如果「火舞」造成公共安全問題？
培養多元化的街頭藝術是街頭藝人政策的目標，從場地管理機關的角度看來，則是最不可預測的變數。偏偏要開放全台北市的公共場地，管理機關遍及公園路燈管理處、捷運公司、市場處、園區、廣場…，十根手指數不完，而每個場地在意的問題也不一樣，公共安全、交通阻礙、場地清潔…不一而足。
問題四、「吞劍」是街頭藝術嗎？
賦予街頭藝人政策法律保障是最終目標。法律，講究明確，立法意旨、定義、適用範圍、權利義務、罰則…，乃至法律位階，都需ㄧㄧ介定。法規會逐條審議的過程，是對文化局最大的挑戰。
......
看似複雜的問題，換個角度思考，困難立即迎刃而解。
解答一、歡迎課稅，請財政局精算稽徵成本是否符合效益。
解答二、依法行政，請環保局進行噪音測試。
解答三、客製服務，由文化局配合各場地的特性，協助規劃適合的街頭藝術進駐。
解答四、功能取向，改以「公共空間管理」為立法主體，避免「街頭藝人」抽象介定的困難，阻礙立法。
其後，財政局因不符稽徵成本，不予課稅；環保局亦同意被動接受噪音檢舉。2003年，街頭藝人終於以〈臺北市公共空間開放收費性藝文活動使用許可暫行辦法〉（簡稱＜臺北市街頭藝人收費展演暫行辦法＞）的變貌，順利以法律位階較低的「辦法」，正式推出。兩年後，此法得以「正名」為〈台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今天，「街頭」已成為青年藝術家挑戰的第一個舞台，「街頭藝人」則是台灣每個城市的風情與資產。
總結來說，「文化本位」是文化施政的核心價值；「浪漫情懷」則是文化行政者內在的特質，兩者結合，雖然是推動文化政策的助力，有時卻也是阻力。因此，文化行政者如何發揮「創意的理性」，在政府機器的大小齒輪間，取得最有利的槓桿運作？正是我輩從事文化行政工作最大的考驗。
作者為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7月15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