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台灣文化界有個不大不小的爭議是，一間十六年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在種種壓力下暫時關門了。他們把「地下社會」的關閉轉為要求給予live house生存空間的運動，而新任文化部長也在一個月後去拜訪「地下社會」（「地下社會」已於8月中重新開幕）。
政府重金搞「煙花秀」
眾所周知，小型演出場所是流行音樂發展最重要的土壤，這些地方讓年輕音樂人有機會登台，讓音樂人可以鍛煉技藝，尤其在這個音樂產業崩解的年代，演出成為音樂產業的核心。尤其在台灣，當主流音樂已經愈來愈保守、愈來愈難激發年輕人的想像，獨立音樂成為這十年輕人文化的重要面向，以及流行音樂產業的新生力量；五月天、綺貞、張懸、盧廣仲、蘇打綠，都是從一場一場小型演出磨練出來的。
不過，政府卻一直沒有正視live house，反而在法令上對他們的發展諸多限制。另一方面，過去幾年台灣政府卻準備以數億元台幣在台北、高雄興建大型流行音樂中心。這是徹底的本末倒置。
去年12月，在總統大選前，台灣舉行了史上第一次三黨總統候選人就「文化政策針對文化界人士」接受提問。主辦單位是民間自組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這個「基金會」的名字是諷刺的，它實際上是一個運動組織，它緣起於去年中華民國一百年10月10日的國慶晚會上，有個由賴聲川執演的音樂劇《夢想家》節目；該劇不但惡評如潮，而且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出資兩億台幣贊助。事件引發社會巨大憤怒。
許多人的憤怒在於一個晚上就花了兩億；但更關鍵的問題是，《夢想家》和去年整年的「辛亥百年」紀念系列活動，突顯了近年來台灣文化治理的種種病徵，因此藝文界發起「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聯署宣言，要求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下台，以及對文化政策提出九項要求。就在這個聯署聲明見報的當天，盛治仁辭職下台。
民主化之前的文化政策當然是為威權的執政黨服務，民主化之後，民間的文化應該解放，但官方的政策卻愈來愈受政治邏輯和市場邏輯主導。
政治邏輯指的是，政府對文化活動的補助和扶持是服務執政者的政治利益或意識形態，如民進黨時期以本土性為資源分配標準，馬政府時期則大搞建國百年系列活動，而或多或少是為了在總統大選前，用文化資源綁架各種文化團體。
思想愈來愈蒼白
政治邏輯的另一面是一種「文化民粹主義」，亦即政府為了讓民眾看到他們的具體「政績」，所以只追求短期的、明顯可見的的活動，愈來愈走向煙火式、節慶式的短暫熱鬧，而缺乏對於文化方向的長遠思考與細緻累積。於是，台灣每年舉辦愈來愈昂貴的煙火秀、硬體建設總是高於軟體建設。去年「建國百年活動」正是把這個邏輯發揮到淋漓盡致，從跨年的超級煙火開始，文建會補助三百多個建國百年系列活動，總金額十七點八八億元，包括《夢想家》這個超級昂貴的政治秀。
「文化民粹主義」也與市場邏輯相關。這主要是台灣政府這幾年大力推動所謂「文化創意產業」，讓市場產值成為衡量藝術價值與公共資源分配的主要標準，讓文化活動成為文化工程承包比賽，或者讓美術館、博物館以參展人數作為主要價值，而忽視對於那些未必能在商業市場上成為商品的原創或先鋒文化。於是，台灣的各種空間和物件好像愈來愈美，但思想卻愈來愈蒼白；創意和產業愈來愈發達，文化卻愈來愈稀薄。
在談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時，理想的公共部門角色是去提供市場發展的良好環境，讓各種企業創新得以出現，不要讓市場遭少數大企業壟斷：另一方面則是要彌補市場必然帶來的不平等，要去幫助社會弱勢，維持社會公平。文化政策亦然，公共部門應該建立更好的土壤，讓各種文化和藝術活動可以有健康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尤其是要讓文化可以從草根生活中生長出來；另一方面政府必須特別協助比較難在市場上發展的先鋒和實驗性藝術，因為這些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後者可以靠市場邏輯生存，但前者卻必須借重公部門的資源。
當然，文化一定離不開政治和商業的雙重壓力，希望文化政策可以不是為執政者的利益服務，也能夠盡量不依照市場邏輯運作；這就有賴民間的文化力量可以自我組織起來，可以參與文化政策的討論，而不是個別性依賴政府資源，而個別成為他們的俘虜。
對抗文化的政治邏輯和商業邏輯，我們需要的是文化的公民邏輯。
作者為「陽光時務」台灣總監，文化評論人
信報財經新聞 - 時事評論 - 文化論政 - 2012年9月7日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本地及海內知名學者、文化評論人與文化界業內人士輪流執筆，縱論種種文化政策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