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中區警署古蹟再發展、反對維港填海，一班人吵吵鬧鬧，
他們究竟吵甚麼﹖原來是在吵鬧中去探索香港的身份、香港的價值；
本應在1984年出發的探索旅程，終在2004年起步，遲了足足20年，希望還不算太晚吧！
如此保護舊中區警署？ 黃世澤
舊中區警署建築群的去向，並非只是一樁小事，這正反映出香港的規劃和文物保護政策，出現了危機。連回歸前的英治年代都能保護歷史建築，為何到了回歸中國管治的時代，特區政府反而變得如此唯利是圖？
政府打算把舊中區警署、裁判署和域多利拘留所建築群交予私人機構。由於舊中區警署一帶位處蘇豪區的黃金地段，結果一如香港很多文化保育項目，成為大財團爭奪的目標。原先保護文物以及發展旅遊的目標，卻完全拋諸腦後。由於香港的古物保護政策有問題，很多有特色的社區都被不顧社區發展的地產商剷平，不能發展像新加坡牛車水、澳門議事亭前地(民政總署)般的旅遊景點，只有一些位處市區的舊政府建築物，才能保留香港僅餘的殖民地氣息。
舊建築是城市歷史的標本
不過，政府建築物與其他私人建築物，有其截然不同之處，不能胡亂交給私人發展商發展便算了。一般有特色的私人建築物，個別建築並非有特殊的歷史，但這些建築物卻能反映其興建年代的建築風格。最理想的做法，便是將整個社區保留下來，盡可能維持其原有風貌。像新加坡的牛車水和新加坡河畔地區，便是走這種路線。香港灣仔大王東街/船街項目只保留四幢碩果僅存的戰前樓宇，已非最理想做法。但像大王東街的戰前樓宇改成飲食娛樂用途，仍算可被接受的做法。
而政府建築物，不單建築物的建築設計有時代意義，更重要的是，建築物本身往往是個別歷史事件的現場，或少數能代表個別年代政府運作的歷史標本，要保護政府建築物，最恰當的手段是改建成有特定主題的博物館，或改建成個別政府部門的教育中心，再配合有限度的商業用途，讓公眾能透過建築物去認識歷史。
新加坡的舊國會大樓，就是保護舊政府建築物的好例子。新加坡國會遷出原有大樓後，政府隨即把舊國會大樓改為藝術館，並稱為舊國會大樓藝術館（Art House of Old Parliament House）。政府將部分樓層闢作藝術展覽廳和表演場地，而一些有特色的房間，像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總理辦公室（Office of David Marshall）、舊國會會議廳等，就展出與新加坡獨立歷史有關的相片。餘下的部分，才開設高級西餐廳。而那些餐廳的經營風格，亦與舊國會大樓的英式風格相匹配，並不容許在舊國會大樓內開設卡拉OK或夜總會一類的荒謬事情發生。
我們能避開 這場文化災難嗎？
就算香港，亦並非沒有先例可援。在皇后大道東的舊灣仔郵政局，亦被改為環保署的教育中心。既然英治年代都能如此保護建築，為何到了中國管治時代，政府反而變得如此唯利是圖？舊中區警署建築群，或許未必有像立法會大樓般的重要地位，不過，肯定是香港其中一本活生生的歷史教科書。域多利拘留所本身，由於其悠久歷史，以及經常拘留逾期居留居民的紀錄，就很適合開設一所懲教及移民史博物館，展出與監獄以及戰後新移民相關歷史的展品。
小的啟示Granville Island 劉細良
亞洲城市最近都爭相搞文化建設大白象，爭相做文化大哥，一切建築及規劃都朝著大而高的方向走，建築物要做到世界最高，文化設施要夠大、夠勁，表演場館要能夠上演舞台劇阿依達作Benchmark。
就像香港西九龍文化計劃都要請Norman Foster設計巨型天幕覆蓋。
北美洲城市溫哥華20年前開始發展Granville Island舊式工業區作文化、娛樂、旅遊及商業地區，走的卻是另一條道路。由一班「赤腳建築師」秉承70年代嬉皮士反建制精神，強調小、分散、亂中有序及慢的發展哲學，經過20年努力，今日Granville Island已成為北美地區最成功，集地產、文化、娛樂、旅遊結合的典範，取經之人絡繹於途。
其實大不一定是好，小也有其可取之處。
Granville Island位於溫哥華市中心南邊海岸，四月在陽光明媚的早上，驅車沿Granville大道往北行，在大橋底下便會見到Granville Island霓虹燈招牌。這裡沒有大型停車場，也沒有一個明顯的入口，隨意把車泊在路旁便可下車蹓躂，感覺就像周日在歐洲城市的廣場去看表演參加活動一樣。是一種隨意、閒適、自在的感覺。不要小覷這個地區，整個Granville Island佔地37公頃，每年有八百萬遊客到訪，創造2,600個就業機會。這片濱海文化區到處充滿舊工業區的種種殘餘氣味，告訴你他的前世今生。20 年代Granville Island的工業開始發展，一間又一間的鐵皮廠房落成，有造釘廠、油漆、水泥、鋼索，是一個既髒又亂的舊工業社區，就像差利卓別靈黑白電影《摩登時代》的場景。工廠排放有毒廢水入False Creek海灣，50年代工業區開始衰落，工廠遷往其他交通更方便的地區，留下的都是夕陽工業。70年代Granville Island的命運出現了轉折，一班市議員及城市專家提出重新規劃將工業區變成多功能社區。整個地區發展不得不提到一群「赤腳幫」。這些年輕建築師、城市經濟學家、規劃師，每天聚集在Thompson，Berwick，Pratt & Partners建築師樓作腦震盪，天馬行空地構想Granville Island的新景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多元化、持續性及小而美的哲學。
地區發展總體規劃招標由這間公司奪得，並負責可行性研究。在財務方面，由加拿大按揭與住屋公司（CMHC）作發展商，政府提供2,500萬加元作第一筆資金。1976年一個叫Granville Island Trust法人團體成立，將不同利益團體放在一起，並制訂一系列發展的具體政策作管理架構。首先，發展計劃財務上要自負盈虧，2,500萬撥款是一筆過無追加。第二這是屬於人民的地方，要提供場地予那些在其他城市無法生存的活動。第三，要保留20世紀工業區面貌，目的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慳錢。
香港的歷史觀 胡恩威
香港的歷史觀是十分後現代的，後現代的意思就是沒有對舊事有著任何感情，即食就是行為的風格，香港的「舊建築」更新方式，正好反映香港這種後現代歷史觀。
尖沙咀海旁新世界中心的翻新工程就是一個好例子，原本的設計是典型的現代主義簡約風格，負責建築設計的是包浩斯現代主義大師Mies van der Rohe的門徒SOM，是目前世界上的大建築師樓當中以設計聞名的公司之一。
新世界中心是香港80年代初期第一代的大型綜合商住酒店商場建築群，位置是尖沙咀的海傍，深啡色的主體顏色，六角型的幾何佈局，前身是麗晶酒店也是香港酒店設計的經典，裡面商場樓底高通道闊，有著一種空間感與及不大不小的中庭，構成一種有層次感的空間經驗，2003年下半年，新世界中心進行了一系列的翻新工程，主體的啡色被改為白色，內部空間也被改為更「明亮」，中庭都被填平為商場，沒有留下以前深色的空間感了，這種翻新的方式真的是把舊變新，從前新世界中心的設計特色，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空間看上去是更明亮更整潔，但這些明亮與整潔是有著一點點佈景板的味道，失去了原先的經典歷史感覺。新世界的佈景版翻新是一種商業行為，反映了業主的商業視野仍然「短視」，品味就以大眾化為藉口。說到短視，香港政府有時比商業機構還要短，而且有著一種暴發和「娘」的味道，赤柱美利大廈是一個「經典」的案例，房屋署用以前在美利樓拆下來的建築物料在赤柱重建，重建出來的美利樓，一點歷史的味道也沒有了，就像有人把一個幾十年宜興茶壼的茶漬洗去一樣，茶壼的存在意義已經完全失去，重建的美利樓和深圳民族文化村的仿古建築沒有任何分別，顏色的配搭完全是Hello Kitty的「少女」品味，裡面的餐廳空間和一般的商場的商店沒有任何分別，這種重建的手法反映了房委會和房屋署的後現代態度，當然後現代本身是沒有對或錯，但美利樓就完全是眼高手低，舊物料和新物料本身缺乏一種融合，又或者是一種對立，這種美利樓式重建完全失去了意義，就是十分典型香港官僚的缺乏文化深度和學養，任何建築也只是一種片場式的遊樂場建築。
香港大學明原堂外面的重建又是另一個反面教材，明原堂外面是港大舊建築的經典，從前是學生的宿舍，改建以後的三幢建築物被拆了一幢，房舍空間改為教學和辦公用途，拆後的空間加建了一個廣場，廣場有一條仿古的半圓樓梯，型態是十分奇怪，奇怪是又圓又不太圓，顏色也是一種蝦肉色，十分香港娘味，和原來的明原堂建築十分不協調。香港這幾年卻十分喜歡用一種方型的小石塊，表面是凹凸不平，污迹很容易出現，幾個月就已經又舊又殘，和香港這種空氣不乾淨的情況不配合，但政府和發展署都喜歡大量使用，又不實用又不耐看，是完全一件怪事，但香港的建築從來都是怪事多多，不合理變成合理，這就是一種後現代精神。
醒目仔 香港地 胡恩威
香港和倫敦、紐約、東京這些大城市的最大分別，就是缺乏歷史文化的「意識」。香港的主流文化特色是一種醒目仔草根文化，香港的主流文化Icon——邵逸夫、金庸、黃玉郎、成龍、李小龍、周星馳、王晶，都是一種小聰明，而不是大智慧，以前殖民地時期，也有一種所謂英式的「高級西方文化」階層，有人會視為假洋人文化，九七之後香港面對的最大困局，就是在文化上把自己定性為一個「唐人街快餐城市」，香港的旅遊政策最能反映這種自貶身價的狀態。
旅遊政策為的是吸引一大批one night stand遊客，密食當三番，我這種說法好像在「唱衰香港」，但我們必須明白香港的成功都是來自一種街頭式的醒目，而不是知識分子型的實學，但香港的未來就是由街頭醒目走向知識分子型社會，這個轉型十分痛苦，原因是這種mind set的轉變就是先要把過去成功否定，與及對自由的徹底認識。
我們在分析和討論「香港風格」，就是希望把一些香港的視覺和建築美學歸納為一個系統來分析，這就是一種「知識」生產的過程，而香港政府目前最大的盲點，就是沒有深入認識「香港」的不同面貌，經常把香港簡化為一個簡單的體系。
所以當我們讀英國《Time Out》雜誌的香港旅遊指南時，香港就有著一種不同的面貌，香港是一個多元的有機體，而不再是香港主流建制眼中的唐人街城市，像深水埗鴨寮街的露天影音和電腦電器市場，就比東京的秋葉原還有趣，有趣是一種「草根」的趣味，土炮擴音器，奇奇怪怪各式各樣的小電子玩意，沒有sophisticated的設計包裝，沒有深思熟慮，正是香港的平靚正意識形態。
香港是一個不自覺的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s城市。在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會找到各式各樣的裝置藝術，像砵蘭街太子一帶的光管招牌，明顯就是一種七十年代西方的概念藝術變種，但這些光管裝置背後代表不是一種美學價值的重新界定，而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地下都市空間的生存策略，也就是一種「唐人街」的地下社會美學，黑社會是構成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個符號，香港的電影就是由這種黑社會美學構成，暴力成為一種符號，李小龍開始，香港在很多老外眼中成為一個神秘的暴力國度，成龍的出現也就是這種美學的延伸，成龍和李小龍代表的就是一種西方文化想像中的中國人，而有趣的是這種西方文化想像已經成為了香港的一種主流，一種權威，這是一種「西方殖民地」的後遺症吧！
香港的「殖民地文化」近年已消失得七七八八，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極端，一種徹底的本地化，語言是最明顯，這個本地化的過程把香港變成一個內向型的城市，香港人變得愈來愈內向，而王晶的作品可說是這種過程的產物。他的作品強化了一種「香港文化」，也就是醒目美學和意識形態。
《賭神》、《精裝追女仔》等各種各樣的王晶電影，建構了香港人的一種醒目仔意識。
香港需要怎樣的西九龍 岑朗天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招標書見光，全城上下起哄熱論這個關係到香港未來城市形象和經濟效益的都市規劃大計。是否應由單一地產商以三十年年期發展，商業和文化的比例該如何等，固然議論不休，然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始終是：香港人需要的，是文化，抑或娛樂？
處「多餘」與「次要」地位
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文化事務是由市政局和市政總署計劃和處理，市政局和市政總署類近西方國家的市議會和相屬執行機關，管理城市的衛生、娛樂、休憩設施及其運作，文化僅被視為市民生活消遣的一部分。
這種文化觀念，跟公餘的康樂體育活動是同質的，在經濟至上的香港主流價值底下，有錢，才能講文化，以及以文化作為生活調劑的意思。因此，第一，它是多餘的；第二，它是次要的。
殖民統治，不想被殖民者有系統保留和積累原民族文化，更不想被殖民者有獨立的思考和創作能力，所以蓄意不把文化藝術從生活娛樂獨立開來，這完全可以理解。
經濟至上，當然也深受殖民政治歡迎 —— 有甚麼比只懂賺錢，政治和公民意識薄弱的一群人，更好管治的？沒有政治意識，容易傾向做順民；只懂賺錢，也就是樂於也擅於利益交換，容易被收買。政治上有甚麼弄不好，派錢救濟，搞好民生，便可過關。
殖民政治惹的禍？
以前常聽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又說香港沒有文化政策。其實說得貼切一點：那是以一種官方的文化價值標準（主要是引入或殖入歐美主導的西方文化藝術殿堂準則）抹殺中國民族/草根文化，以及以沒有政策作為政策的策略（美其名為「積極不干預」）。
本地著名文化評論人陳雲最近在一次公開講座中便提到：香港六、七十年代，是本地民間文化的勃盛期，但恰好便是「文化沙漠論」喊得最大聲的時候。
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之後，開始有計劃地全面資助營運推廣西方精緻藝術的文化藝術團體（包括香港話劇團、香港芭蕾舞團、香港管弦樂團等），自有其因。
所以，單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這個名字，一開始已露端倪。西九龍發展，構思上根本離不開「娛樂」兩個字，足以證明香港雖然回歸了七年多，在文化觀念上卻沒有離開殖民統治年代多遠。
當然，也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殖民政治。
都市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