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小 (《雨傘政治四重奏》新書試讀稿)
在這個時代當中，要安心地做一個教師本來就很難。政治從來就不在校園當中缺席。例如建制派攻擊通識科，認為通識科與佔領有關、密切地監視我們科目的發展，希望有機會刪除這個科目。另外，周融也宣佈開放一條舉報佔中老師和學生的熱線，這種白色恐怖一直在校園當中充斥。
學校的管理層在佔領期間面對不少壓力，因為每個做法都會惹來反彈。例如有些學校最初不容許學生和老師佩帶黃絲帶，不鼓勵罷課，令我那時每天上學對是否掛黃絲帶也會有點猶豫。
社會氣氛也有偶爾開放的時候，我很記得警察928發催淚彈的第二天，我和自己說怎樣也要回課室上課，因為我想讓學生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回到學校，我簡直嚇呆了。我的學校竟然開放禮堂讓同學一整天罷課，而同學絕不是因為不想上課而在禮堂中罷課，他們在罷課期間認真地寫下了罷課的感想。甚至有些高年級的同學自發地出來，組織了一個簡單的午間活動，希望和低年級的同學一同討論政改是什麼。
但當然，學校中的白色恐怖並沒有消失，甚至擴散到我的教學當中。在佔領期間，學校開始收到對通識老師的匿名投訴，投訴內容主要指教學不夠客觀。投訴的具體內容沒有人知道，而我只知道自己是個敏感人物。有時我也會問自己不同的問題：「這些投訴是來自什麼人? 這些投訴是針對我嗎?為什麼是我﹖」 但是在這些情況下你連辯駁，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力氣和空間也沒有。面對著佔領現場每天的張力，學校的生活有時顯得遙遠。我有種被兩邊拉扯著的感覺，更首次出現一些質疑自己的想法。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教育是我的本業。自己最重視，最認真耕耘的空間慢慢消失，我開始每天回到學校都有一種壓力，亦開始很著緊每一個動作。一種近似自我審查的心態隨即出現：我會很留意每一堂自己說了什麼，在白板寫下了什麼，然後不斷問自己到底說出口的和寫下來的會否太敏感? 以往會留戀課室時光的我，變得一下課就急著離開，回到教員室也只敢留在自己的座位當中。
回不去了嗎? 我最引以為傲的亂世小課室，那些和學生自然又直接互動的時光，是否都已經回不去了? 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慶幸教學進度不再停在香港的政治制度。我寧願討論一些抽象議題，例如安樂死，無論怎樣爭辯也不會去到敏感的地步。
在這些不容易的日子當中，我的學生往往為我創造了一小片可以安歇的空間。記得在928後，他們一邊罷課一邊仔細地寫下自己對罷課、佔領的感想。
一位學生寫著：「今天罷課，是繼昨晚提供物資後，對政府表示不滿的延續。我很憤怒，我看著催淚彈發放時簡直想打爆電腦。罷課不罷學，我會堅守學生的本份，盡學生的責任學習。」
另一位學生寫著：「上星期我到了添馬公園上公民課，今天留在禮堂自修，都是表達我的不滿。雖然我不能到佔領區抗爭，但我會真心在精神上支持他們。他們不顧後果，為爭取香港民主而犧牲自己的時間，甚至背上罪名，令我十分感動。面對未知的結果，他們仍然能團結起來去對抗，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決心。」
有天經過其中一個課室，學生們把我拉進去，要我聽他們自彈自唱。他們唱了一次「撐起雨傘」、然後又唱了一次「無盡」。他們沒有留意到我有好幾次眼淚已差點落下，但我還是強行忍著。
歌詞就這樣在耳邊迴響：
「一起舉傘，一起的撐， 一起儘管不安卻不孤單對嗎?」(撐起雨傘)
「踏上這無盡旅途 過去飄散消散失散花火 重燃起 重燃點起鼓舞
或許到最後沒有完美句號 仍然倔強冒險一一去征討」(無盡)
他們不知道我面對的掙扎，卻用他們最直接和天真的方式安慰了我。
(文章原刊於今日明報世紀版)
《雨傘政治四重奏》將於下星期於各大二樓書店推出，其他作者包括何式凝、黃健偉、陳景輝。以下是新書發佈會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