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前牛津大學全靈學院院長，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曾經從事過如(RAE)等學術評審工作，他認為這種行禮如儀式的評審是膚淺的。(10) 我還沒有接觸到一個人，認真相信RAE評審小組（他們受薪、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工作；並在成千上萬的學術著作中篩選）確實能夠對一些少數冷門的研究項目，判決為「原創性、重要性和嚴謹性都是世界級」。如果你真的相信這個評核小組真的做到，你便忽略了RAE當初的原意，RAE的根源在企業界而不是在學術界，RAE絕對是一個由政客施加在學者身上的「品質控制」練習。而那堆等級評分不過是關鍵績效指標(KPIs)的素材，給政客官僚操縱，並以此證明，學者向納稅人回敬相應價值的學術研究。這些等級評分最好用來估量學者能否勝任自己的研究工作，多於他們的傑出研究。
然而，大多數英國學府都認為，他們必須順從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因為它們的第二根支柱是，隨著評審結果公佈後的撥款程序。這便是給予撥款委員會真正牙力的原因，假如學術部門在RAE評分不合格，他們將獲得較少撥款。這些源於麥肯錫(McKinsey)、埃森哲(Accenture)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遊戲規則都是巧妙的。在評審期限逼近之前，學術部門並不知道，假如他們得不到評分最高分，委員會施加給他們的罰款將會是多少，只知道罰款是苛刻的。此外，這些懲罰與每位進入RAE評審的學系大學教授的表現掛勾。因而對學者構成沈重壓力，尤其在評審期限逼近之前的幾個月。一位在牛津大學人文學系的朋友，在2007年秋天為了應付RAE評審，而要在期限逼近之前掙扎完成其著作，研究生涯有如將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HEFCE)十二萬研究經費作為賭注。
事情總是靜俏俏的(sotto voce)，牛津大學應「研究評審工作」(RAE)要求，聘請不超過兩位部門經理“line manager”作為學系的同事，代表RAE監督我朋友在人文學系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帶有針對性，就是負責打電話給我朋友，提醒他的工作進度和表現。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撥款程序，令學系和大學中央行政部門，將這種大學研究的微觀管理合法化。因此這個系統顯著地將英國大學內的權力分佈，由大學教授轉到部門經理。「經理」今日已經不單單是說，在大學中央行政部門工作的專業經理，而是各學系部門的資深教授都負上責任提交研究項目給RAE評審小組。這個「經理」其實就是混血兒，他們要繼續做研究工作，又要想辦法取悅撥款委員會(HEFCE)的代理人，不管他們喜歡與否。
在這個撥款委員會和評審制度底下，將會是怎麼樣子？尤其年青學者剛著手他們的學術研究生涯。以下是一個年輕有為、任教於倫敦一新型大學的學者的表白：
人文學科的學術官僚化根本地破碎了學術精神。我將會寫一篇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有關極端主義的文章，在學術期刊出版。我的RAE部門經理第一件事要考慮的是：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文本的引文數目、頁數、或期刊出版商。這些干預在學府瀰漫、並令人毛骨悚然。我的論文是否有益、或提昇學術成就，很快變成次要。這一切都不過是關於大學教授「生產力」的指標。我在想，將我們集體的靈魂出賣給他們值得嗎？
2000年一份由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由英國各大學副校長代表）完成的研究發現，年輕歷史學家所表達的挫折和士氣低落，甚至已經遍佈其他英國大學。代表團體批評「高工作量和工作時間長、以撥款目標為本的決定、高級管理團隊的搖控、內外責任的壓力」(11) 一些關於HEFCE/RAE，對英國學術界做成破壞的最有力證詞，並不來自院校教授，而是來自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歐洲出版總監、敏銳的英國學術成就質量觀察家(Richard Baggaley)。
2007年5月Baggaley在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痛惜他所看見的：「英國學術界漸趨短期和狹隘的聚焦」。(12)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採取同一種形式，「個人與團隊都面對強大的壓力，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而著書是極不鼓勵的，尤其寫關於他們學科的專書“big idea books”」。 Baggaley將這種對拒絕著書的偏見歸咎於RAE評審的曲解。期刊文章適合(congenial)RAE評審的原因是，他們能夠安全完成評核，並能有十足時間審查(peer-reviewed)他們，確保他們能夠在RAE評審限期前完成。如果他們的論文刊登在權威雜誌，這便是一種審查認可，令評審小組留下深刻印象。
對於要在頂級學術期刊刊登論文的壓力，導致學系越來越傾向於那份期刊的內容；不威脅學系的現狀、規避風險、減少創新、集中在細微的漸進步驟、避免誇學科研究這幅大圖畫。
人文學科也為了RAE的評審傾向，製作180 – 200頁的專題論文，高度專業、謹慎和漸進的調查結果，預期銷售比裝訂書籍少，但再一次提供良機及時完成並於RAE評審限期之前接受審查。英國領先牛津書店，布萊克威爾出版公司(Blackwell)告訴我，他害怕因為RAE評審的臨近而湧入此等書籍。
Baggaley並沒有進一步提及另一套超越RAE評審的做法，將英國學術研究，推到漸趨短期和狹隘的聚焦。這些報告和審計的負擔，並不只由HEFCE強加給他們，還有他的姊妹官僚機構：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並自己大學學系的行政管理人員。這種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 研究所指出的「內外責任」，可被稱為「審計文化」。審計文化要求學者們揮霍大量光陰和精力，製作一堆堆冗長而毫無意義的報告，濕透於管理顧問公司的口號，展示他們所選擇的組織教學、研究、並學系部門的運作「過程」，是如何符合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和大學學系行政管理部門所訂下的「最佳實踐」管理。
在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的文本裡面，諸如“品質”和“精益求精”等字眼已經越來越空洞。對於少數世界級的英國大學，例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其中重要的組成部份，HEFCE系統特別危險。這些大學的聲譽是取決於他們一流的學術研究，卻最易受到HEFCE粗暴管理主義的威脅。雖然在英國仍然有學者繼續從事優秀的工作，不管HEFCE和RAE的存在，但英國大學已經活著有如「英國政府大英公司」“Great Britain Inc., the UK government”的研究部，HEFCE將學者貶謫為較低的企業層級，圍繞著他們的是一大群愛管閒事的管理人員，他們豎立基準、獎勵和處罰。
究竟這種方法在美國學術界普遍到什麼程度？以美國過去二十年的時代精神，這樣中央的做法是令人吃驚的，因此，這種做法僅在異國他鄉興盛。在美國，提高高等教育是各個州的責任，而各私立大學有權力確保不會有美國式的HEFCE，壟斷所有學科研究經費撥款的權力。教授終身制（在英國已經不再存在）在2007 – 2008年度佔高等教育教師48.8%。(13) 令大學能勇敢面對大學管理和攔截美國版本的RAE評審。但當中亦有許多已經達成的可疑交易：例如以相對少的教學作為回報，尤其本科教學，使他們可以和平地繼續他們的研究。
其結果是美國學術管理主義的重擔，最終落入教學方面而不是研究方面，包括大學行政管理人員，共同實現研究主導權的自的，跟透過政府法令已經實現的英國大學異曲同工。產業模式的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已經破壞精英水平以下的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傑克．舒斯特(Jack Schuster)和馬丁．芬克爾斯坦(Martin Finkelstein)的著作：《美國大學：教學工作與研究事業的重組》“The American Faculty: The Restructuring of Academic Work and Careers”提醒我們這構成了今日大多數的高等教育機構。
在這個水平的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來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資金持續下降，在金融危機重創之前，已經做成滲透影響，迫使大學管理層的行為表現越來越像企業，他們視學系為「以成本為重心和收益生產單位」“cost centers and revenue production units.”。(14) Sheila Slaughter和Gary Rhoades在《學術資本主義與新經濟》“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中，調查十一間公立研究型大學的科學、數學和工程學系，發現一條「學分小時」的生產線“student credit-hour production”， 以「奬勵為基礎的預算機制」為目標管理“incentive based budget mechanisms.”。(15)
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城的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 為「教學工廠」提供一個最極端的例子。2008 – 2009學年，農工大學每個學系的教職員都被大學行政機構賦予一個“損益表”。大學教職員的工資「虧損」，將會（或不會）以教學「收益」抵消，形式是「學期的學分小時」。如果教授的工資「虧損」超過教學「收益」，他們的“損益表”將程現為紅色。一個教授的研究和出版記綠，並他們可能收到的研究補助的價值，並不會出現在損益表計算當中。德州農工大學歷史系教授切斯特．鄧寧(Professor Chester Dunning)是俄羅斯歷史學家和終身教授，他有傑出的研究和出版紀錄，卻被判斷為大學帶來$26,863虧損，因為他共$112,138的工資和福利，超過他所吸引到的$85,275學期學分小時。(16)
在《學術資本主義與新經濟》“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中，Slaughter和Rhoades利用公立研究型大學系主任的訪談帶出，教學的大規模生產在教室層次的意義是什麼：「整件事情都是市場營銷，整件事情是有多少部份你要去加工處理，行政管理人員就是使用這些術語」。「基礎化學入門“Chemistry 101” 就像一個快速牙醫，它可以產生大量收益」。當大學管理人員安排的學系輸出增加（其實是教學負荷的增加）的同時，教職員數量和薪酬都必須受到嚴格控制。一個學系成立專業碩士課程，可以是廉價運作的，因為它可以授課形式，並由副教授甚至博士生授課。
這些副教授和博士生屬於臨時教學勞動力。大量增加的大學教師，以短期合約或兼職形式聘請，工作福利和保障不多。這種工作轉型就是舒斯特(Jack Schuster)和芬克爾斯坦(Martin Finkelstein)美國學術界就業趨勢的重要研究，《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Faculty”，一個提供有效數據的詳盡調查。他們顯示了在過去三十年「臨時教學勞動力」（非終身職位和沒有福利保障）的增長，已經是一個奇觀，並且勝過任何其他企業世界。
在1993 – 2003年間，以短期合同聘請、沒有終身職位前景的全職教學職位，佔全體教職員由50%增加至58.6%。這種轉型自7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進行，沒有跡象放緩：由1976 – 2005年間，全職臨時教學職位增加223%、兼職臨時教學職位增加214%；而終身教席或有終身教席晉升機制的教席只增加17%。
臨時教學勞動力的增加，將「客服模式」“call center”的勞動經濟學和沃爾瑪公司帶入高等教育。有了這些臨時教學隊伍，少數人有穩固的合同，經理們現在可以支配靈活、低成本的勞動力，以他的意志自由雇用或解雇，他們工作時間的長短受市場支配，他們在一個不利的位置去爭取更高的薪酬。
每位大學教職員的發薪帳單都附有“損益表”，農工大學提供了詳細的統計數據（不慎地成為一個可疑證據）顯示臨時教學隊伍的膨脹，已經成為向大學管理層的強烈呼籲。2008 – 2009，農工大學傳播學院非終身教授(untenured)Stephanie Juarez比認為比她的終身制同事Tony Demars更「有利可圖」。原因不只是Juarez比Demars帶來更多「學生學分小時」（$113,960對$98,838）；還有她的非終身制教席令她在大學的薪酬成本和福利僅僅超過終身制教席Demars的一半（$43,447對$82,969），令她為農工大學產生$86,411.17的“利潤”。(17)
在《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Faculty” 的總結一章，舒斯特(Jack Schuster)和芬克爾斯坦(Martin Finkelstein) 列出「學系重組」後的成本效益清單，並展望後終身教席的學術界，被臨時教學隊伍支配的本質和境況。(18) 他們對未來學術界的思想包括：學者間更大的職業分層(professional stratification)，反映終身制與非終身制教席的分野；同時，學系將以「客戶服務」為組織原則取代，以教學傳送系統(instructional delivery system)，以講援為先；企業私有化的大學生活，學系以中央管理，較少強調學術價值；社會契約的「重新修訂」“renegotiation”， 學系與學院間的互相和忠誠減少，對學術事務的行政監督增加；促進教授星級制度(academic star systems)，由龐大的新學術無產階級(academic proletariat)支撐著；以較少的終身教席削弱學術自由。
那些平衡計分卡的狂熱分子和認為自動化管理系統能夠適用於整個學院的人，全球金融危機能夠動搖他們的信心嗎？隨著經濟衰退蠶食大西洋兩岸的大學預算，對於那些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的人，希望從這有害的管理系統解放出來，但這時不利的時間。這種解放還要求更強大和更有組織性的對抗，作為學院的一部份，迄今還未看到。
2010年12月16日
註釋：
10. See John Davis, "Administering Creativity," Anthropology Today, Vol. 15, No. 2 (April 1999).
11. Universities UK (UUK), "New Managerialism and the Management of UK Universities," CVCP/SRHS Research Seminar, October 12, 2000, on "Shifting Patterns of State–University Relations," quoted in Philip Tagg's Audititis website, www.tagg.org/rants/audititis.html . Tagg is a professor of musi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real, but was formerly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in the UK.
12. Richard Baggaley "How the RAE is Smothering ‘Big Idea' Book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 May 25, 2007.
13.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able 264: available at 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9/tables/dt09_264.asp
14. Sheila Slaughter and Gary Rhond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1.
15. Schuster and Finkelstein, The American Faculty , pp. 323–324; see also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y Category of Employee, 1976–2005," available at www.aaup.org.
16. Stephanie Simon and Stephanie Banchero, "Putting a Price on Professo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October 22, 2010. For Professor Dunning's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see "Texas A&M University System: Academic Financial Data Complication (AFDC), FY 2009," p. 116. In a letter to the Texas A&M board of Regents, dated September 13, 2010, Michael D. McKinney, M.D., chancellor of Texas A&M, told the regents that they could find the 265-page printout of the AFDC at www.tamus.ed/offices/communications/reports/afdc.pdf. This address now yields a "page not found" message, and the AFDC data is no longer available on the Texas A&M System's home page, where it has been withdrawn "as we continue to refine the data." The AFDC printout was made available to me by a faculty member at Texas A&M and is available from me at [email protected].
17. For Juarez and Demar's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see Texas A&M's "Academic Financial Compilation Data, FY 2009," p. 177, and see footnote 16 for access to the document.
18. Schuster and Finkelstein, The American Family , pp. 340–341.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what it's like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ntingent academic workforce, see John W. Curtis and Monica F. Jacobe, AAUP Contingent Faculty Index 2006 , available at www.aaup.org/AAUP/pubsres/academe/2006/ND/AW/ContIndex.htm . See also Michael Dubson, Ghosts in the Classroom: Stories of College Adjunct Faculty—and the Price We All Pay (Camel's Back Books, 2001).
（完）
翻譯原文：
Simon Head, “The Grim Threat to British Universitie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3, 201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jan/13/grim-threat-british...
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