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學年，學生一個一個的自殺，表示學業壓力大到學生們承受不了，要尋求一死以解脫壓力。一宗又一宗的自殺，震撼了社會的「成功人士」。這群社會的「中流柢柱」人生十分成功，名成利就。他們自己熬得過舊制的學制，就批評時下新學制的年輕人不耐苦，逆境智商不足。社會的「賢達」，只是一味的指責學生不能承受壓力，而不去檢視現有的教育制度出了甚麼問題。
踏入2016年，一個又一個的學生寫下對社會和教育制度的控訴，走上了這條不歸路，結束他們短暫的一生。有大學生，有中學生，更有小學生輕生，社會開始探究原因，嘗試找出導致學生走上絕路的導火線。很快，社會又走向兩極。一派人相信現行的教育制度施加過度的壓力予小朋友，家長和社會也過分地給予小朋友不恰當的期望，導致小朋友承受的壓力過大，超過負荷，壓力「爆煲」終致出現輕生的念頭；另一派人則把現象歸究於政治和社會因素，認為由於現在的社會政治兩極化，社會暴力叢生，導致學生對香港灰心，看不到未來，便赴上黃泉路。社會，把學生跳樓自殺現象演繹成一個社會現象的問題，而未有真正的去研究導致學生輕生的原因。社會若果真正要去理解青少年的問題，就必須要透徹的明白社會究竟在想甚麼，才能夠對症下藥，解決學生所面對的問題。
香港教育制度着重考試成績（即為績效主義），小學升中學要根據呈分試成績來派位，中學升大學就要先過文憑試。基本上，學生的前途就是被成績──尤其是學業成績──所操縱，在起步線上便要一決勝負。社會愈強調知識（即是學歷和成績）時，學生所受到的壓力就愈大，愈感到成績就是決定人生的方向的惟一因素。在學制改為「三三四」後，所有學生都要被安排考大學入學試。學生無論能力高低，都要被迫接受大學入學試的洗禮。學生一方面被迫要面對學業壓力，另一方面又要應付社會和父母對自己的成績的要求，壓力更是倍增。學生壓力過大，學校又未有察覺，家長亦未有理會，很容易便會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政府強調知識型經濟，導致社會着重學歷和成績。學校在社會如斯的氛圍下，也要變得以成績為本，催谷學生公開試的成績，以應付「怪獸家長」們的期望。教育，本來是「育人」的事業，塑造每一個學生成為獨特的人，灌輸正確的待人接物之道和人生價值觀。在香港現時這個畸型的社會廿垷念下，教育變成了一部倒模機器，複製一批又一批的背書機器，失去了自主自由發展的空間。老師，原本應該主力關心孩子的成長過程，在學生迷失的時候提供明燈指導，領回正途；可是，在現今的制度下，老師在追進度和催谷成績的壓力下經已疲於奔命，根本沒有餘暇去關心學生的成長，遑論留意學生的壓力情況。教育，本來是重人的地方，現今卻變成重量的行業，完全喪失了教育本身的原意。政府聲稱教改是為了減少操練和考試壓力，但事實上增加了學生的負擔，催生了教育變質。林林總總的測驗和習作把學生折磨得死去活來，一試定生死的公開試更令學生百上加斤。教育局根本未有考慮到對老師和不適合讀書的學生的需要，強制把他們困在課室6年，為他們製造更大的挫敗感。適合讀書（俗稱讀得書）的學生，也被這個考試遊戲佔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根本沒有餘暇去發展其他方面的興趣和生活技能等。香港的學生，每天都是在學業和應付催谷之間輪迴，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家長、校方和政府，根本沒有認真去了解學生壓力的問題，只懂得推卸責任。孩子們感到無人了解他們的苦況，萬念俱灰下，最後走上了一條絕路。
芸芸學生，本應擁有一個輕鬆愉快的童年，不應受甚麼TSA、SBA或DSE的折磨。現在的教育制度，根本沒有追上時代的期望，甚至比之前的學制更差。學生日復一日沉淪在學業中，並未討厭學習經已是萬幸，遑論要對學習產生興趣。教育制度，正在抹殺香港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反而製造了不必要的壓力。社會不但未有反思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反而指摘學生過於脆弱，不能處理壓力。漠視和指責，只會把孩子逼上絕路，迫他們作出不能挽回的決定。
稚子無辜，無論如何，社會必須反思檢視現在的學制，以及所推崇的價值觀是否真的對學子有益，還是只是為了催谷狀元，讓家長和社會能夠往臉上貼金，頌讚自己「培育」出成功的下一代，向大眾邀功。學生，被訓練成一部讀書機器，成為了制度的犧牲品。家長和學校，成為了謀殺孩子個性的元兇，胡亂相信社會和政府的教育理念，「學歷就是能力」，奢求所有學生都要讀大學。結果，學生被迫得沒有希望，被迫得要死諫香港。社會的理念，需要改變，才能夠還學生一個未來；家長，需要改變思維，才能夠讓學生重拾童年。
吳克儉，在日前說社會動輒把責任推到制度上，「很不順氣」。其實，學生才是最「不順氣」的一群。
作者：阿恩，自由文字工作者
90後教育工作者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