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香港社會運動越趨熱烈，一般人對政治行動之關注亦日益提升。因此客觀了解社會運動，相信是當務之急。多年以來，研究社會運動之學者都嘗試解答「社會運動如何可能？」之問題。經濟學家Mancur Olson指出，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最難解決之問題，就是free-rider。（只要你在大學做過group project，必定對此毫不陌生。）群眾運動要爭取的目標，通常有利整體。只要人家「成功爭取」，我即使無參與其中，也能獲益。民主就是最好的例子。假設香港爭取到民主，所謂的沉默大多數，甚至「藍絲」等，也能享用民主。對此議題，有學者以委屈、冤屈（grievance）作解釋，相信人受到某程度的冤屈，就會團結，起而反抗。然現實很殘酷。歷史告訴我們，很多人寧願默默承受屈辱，也拒絕抗爭。另外有學者以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理論為解釋，即運動領袖或組織以誘因（incentives，如金錢、會員特權）團結群眾，獲取支持。但此論述無法解釋為何某些人真的願意無私獻身。宏觀一點看，有學者提出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ies）理論，例如獨裁政府內部出現矛盾，令人民有機可乘。此結構（structural）解釋確實有貢獻，但忽視了人（agencies）的自身能力。為解決疑難，有學者於是提出「框架」（framing，中大政政系李連江教授曾建議翻譯為「框飾」，亦有學者譯為「框構」）理論，聯繫structure與agency，並補足資源動員理論。
建立框架，定義世界
所謂frame，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由於無統一翻譯，本文姑且以「框架」為名詞，「框飾」為動詞，以資識別。最早提出框架論者，應該是社會心理學家Erving Goffman。Goffman所謂的框架，乃「詮釋之圖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人透過框架去定位、理解、認識以及標籤所見所聞。人以框架去定義「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框架指導人如何行事。
以上解釋明顯太艱澀，所以本人決定嘗試用「人話」解釋一下。同一件事，人人都有自己的演繹。例如獨裁者殺害異見人士、壓迫人民。在當代政治哲學學者眼中，獨裁者不獲人民授權，本身就缺乏管治之合法性；殘害人民，更是離譜，人民絕對有權將其推翻，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某些天主教徒眼中，天主創世，人人平等，獨裁者也不應享有任何特權，殺害人民也違反天主的誡律。至於在古代中國人眼中，統治者就是統治者，其即使殺害人民，無甚麼可做的，只能期待明君出現。同一事情，可以用「權利」、「天主命令」及「忠君」等框架去理解，而得出不同結論，繼而有不同之應對行動。可以預見，政治哲學學者會提倡民主運動甚至革命，而古代中國人民就會選擇逆來順受。
社會運動或群眾運動，就是靠框飾去動員群眾。例如在某獨裁國家裡，經濟狀況非常惡劣，人民不斷受苦。但人民可能相信這是「命運」、是「合理」的，因此受苦也無辦法，反正世界就是如此運作。但革命領袖卻可以把「經濟惡劣、人民受苦」此實況框飾為「經濟結構不公不義」、「現狀可以而且應該改變」。這就是所謂的「不公框架」（injustice frame）。繼而把問題聯繫到政治結構本身不公，造就執政者可以無視人民所需。最後指出當今執政者陸白溝乃罪魁禍首，因此要起義推翻陸氏政權。由此，「經濟差乃常態」就會變成「陸白溝政權令我們受苦」，人民因而得到起義的理由和動力。要把冤屈化為動力，需要框飾，建立框架。
洗腦與贏心
即使某些領袖建立了自己的框架，但假若不獲群眾同意，得不到共鳴，也無補於事。因此，領袖就需要進行一些列「框架串連」（frame alignment，又譯「框架隊列」、「框架結盟」）之工作。社運學學者David Snow和Robert Benford等提出了四項「框架串連」之工序，包括「框架橋接」（frame bridging）、「加強框架」（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拓展」（frame extension），及「框架變換」（frame transformation）。是宣傳，也是「贏心」工程。
框架橋接：所謂框架橋接，就是運動領袖及組織要把自己設定的框架與人民及群眾的情緒聯繫起來。群眾可能早已充滿怨氣，非常不滿現狀，但卻無方法或不懂有組織地去渲洩或爭取目標。領袖及社運組織需要各種聯繫方式，例如facebook、電郵、派傳單、私人網絡等，宣傳理念、建立動員網絡，令群眾知道可以參與運動去爭取目標。
加強框架：所謂加強框架，就是重複又重複澄清框架內容，以及賦予框架精神與活力。運動的最大敵人是冷漠（indifference）及不確定（uncertainty）之感覺，加強框架就是用以對付此兩敵人。加強框架再細分兩種：加強價值（value）及加強信仰（belief）。加強價值，就是把一些與運動有關而被壓抑之價值重新提到檯面，並大肆宣揚之。例如Snow及Benford等作者指出，在八十年代的美國和平反核運動中，社運組織一再強調「民主原則」，強調《美國憲法》中確立人民的言論、結社自由，因此自己有權利大聲疾呼反對核武競賽。加強信仰中的所謂信仰（belief），不（單）是宗教信仰，而是對事物關係之假設（presumption）。例如「民主是好的」、「資本主義是壞的」。加強信仰，就是揀選某些對運動有利的信念，再鞏固之、加強之。例如在民主運動中，會不斷強調「民主是好的」此信仰。另外一些經常需要加強的信仰，包括「這運動（佔領）是有用的」、「你的參與是有用的」、「捨你其誰」。
框架拓展：為了獲得更多支持，社運領袖或組織會把原先的框架拓展，以容納更多持相異目標或利益之群眾。宗教團體或許是最出色的例子。例如某小型基督教會可能本來較專注吸納中產及專業人士，因此強調《聖經》中個人靈修、勤奮向上的教導。但後來為了擴展規模，要開始吸納基層教友，該教會便可能把《聖經》教導加以詮釋為需要扶貧、推動福利工作等。大型教會甚至可以吸納任何人士。
框架變換：有時社運組織提供的框架，可能與一般大眾所持的框架完全相反，甚至敵對。要爭取支持，就要嘗試完全轉換對方的框架。正如上述，把一般被視為命定的常態，轉變成不公的問題，就是框架轉換。學者舉出反對醉酒駕駛運動為例：把「醉駕乃不幸意外」框架轉換為「醉駕司機責無旁貸」框架，從而爭取提高醉駕司機罰則。
行動者會框飾，政權或反運動者當然也會「反框飾」（counterframing），而行動者也會因著形勢而「再框飾」（reframing）。因此社運與政權之爭，很多時候也是「贏心」與「洗腦」之爭，是框架與框架之爭。（相關詳細例子，可以看文末附錄有關八九民運的框飾之爭。）
框架之爭，豈只對外
以上框架分析，其實是屬於偏向精英（elitist）政治的分析，關注政治精英如政權以及運動組織及領袖之所作所為。然而在某組織中，某些成員也會質疑組織的框架。而在某運動中，各聯盟組織雖然會稍作妥協，一同鞏固某一主框架（master frame）。但他等各自會爭逐資源、爭取群眾支持、名聲，甚或理念伸張，因而提出質疑，嘗試把主框架更靠近自己的框架，或嘗試以自己的框架變為主框架。此外，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參與者也會對主框架及其他副框架有所質疑，甚至挑戰之。
Robert Benford研究八十年代在美國德州奧斯汀（Austin）的解除核武運動，發現當中出現不少框架之爭，分為三大類：
診斷之爭（Diagnostic Frame Disputes）：所謂診斷，就是找出及解釋問題之來源。較為激進的組織如University Mobe認為，運動不應只關注核武，而是把框架拓展到關注帶來戰爭的根源，例如強權政治、不公義、飢餓、軍事介入等。但溫和派Freeze Campaign則認為，過分激進只會失去中產階級支持，因而堅持把焦點放在解除核武。
藥方之爭（Prognostic Frame Disputes）：診斷過後，要開藥方，但用藥之緩急輕重，則眾說紛紜。激進派認為應該採取公民抗命之方式，在合法渠道外去爭取，免被統戰。溫和派則反對採取非法行動，認為這只會令主流民意反對運動，而令運動失敗。但激進派認為根本無需浪費時間去遊說所謂中間派，反而應該專注動員本身就贊同運動理念者。溫和派反駁，認為此做法是「向已信者傳道」（“preaching to the already converted”），反而更浪費時間。
共鳴之爭（Frame Resonance Disputes）：社運組織及領袖均會嘗試把動員力擴展至最大（maximize mobilization），因此會嘗試取得群眾共鳴。他們都明白，框架言論前後不一（inconsistent），會減弱自己的公信。然而怎樣方構成「前後不一」，卻又是各有各說。例如其中一溫和派反核組織，多年來都在某核武製造廠外舉行晚會。為了營造「理性」的形象，他們都避免使用對抗式口號及橫額。但當組織者聽聞有共產黨員混入晚會中，並準備焚燒國旗，其中一名發言人便提議向傳媒預早劃界（disclaimer）。建議結果惹起群眾不滿。有人批評此做法是自我審查，違反運動「包容」、「民主」的框架。
以上框架之爭，不單只會出現在組織之內，或組織與組織之間，同時也會出現在組織與群眾之間，甚或群眾與群眾之間。正如上年爆發的佔領行動，就是非常好的例子。究竟佔領是「雨傘革命」還是「雨傘運動」，已經是明顯的框架之爭。「沒有領導，只有群眾」以及「大台」之爭，以致「和平佔領」還是「衝擊立法會」，都是框架之爭。其實戴耀廷把「佔領中環」改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本身就是框飾行為，但不獲持有「本土派框架」之行動者接納。有關當日之種種框架之爭，有機會再詳談。
「袋你就袋一世」+「我要真普選」vs 「袋住先」+「一定要得」
用框架理論去分析當今香港政改亂局，就不難理解政府與民間的所謂民意戰、輿論戰。
一路以來，「爭取民主普選」是反對派陣營以致其他民間組織最常用的主框架，指出當今香港不少問題都是源於制度缺憾，政府缺乏認受性。而政府往往反框飾，打出「民生牌」此框架，指出政制只是政府要處理的其中一個議題，還要關顧民生，因此反對派或民主派不應該因政制問題而與政府在民生議題上對著幹。政府的「民生牌」其實頗能取得中產甚或香港主流之共鳴：只要經濟好，就萬事皆好。要應對，反對派唯有再框飾，提出民生問題源自政制，有民主方能有好民生，從而爭奪群眾支持。
到了現階段，政府打出新框架，就是「政改方案一人一票是普選，機不可失，一定要得」。既然方案可以帶來「普選」（一人一票），而民主派又是要爭取普選，則民主派無否決方案之理據。民主派因此就要打出「真普選」的框架，強調政府的方案是「假普選」，而且接納了此方案，就不會再有改善的可能，直到永遠。
政府提出的框架，一直頗能打動所謂中間派以及沉默大多數的心。尤其「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此框架，確實很振奮人心。因此這場民意戰，民主派陣營明顯處於劣勢，否決方案會被框飾為「剝奪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民主派可以如何再框飾或反框飾呢？暫時而言似乎要不斷鞏固、加強所謂「真假之別」，以及「袋的後果比不袋更嚴重」。此外，政府基本上靠所謂「落區」及動員建制派以進行其框架串連之「洗腦」工作，形式較為死板、守舊，而且設計往往惡俗。在此方面，民主派以及爭取「真普選」者，由於相對有較多年輕人，思想及行動方式都較為靈活創新，因此可以在串連工作中開出新路。例如利用網絡及大量visual aid等去「贏心」，或能抗衡政府之「洗腦」
小結：框飾定成敗（？）
稱框飾定成敗，當然有點誇張，但確實，框飾界定了各方如何定義當前的問題，直接影響人對世界之理解。民主運動，或任何社會運動，都是框飾之爭。制度改變，也是始於人對現況理解之轉變、對權力關係理解之轉變。政權靠「做騷」取得輿論及灌輸思想，反抗者同樣也要靠「做好戲」去抗衡。社會運動，在動員、策略、震撼大眾、贏取人心等多方面而言，其實都是「戲一場」。（這無貶義，Goffman及Benford也以戲劇法（dramaturgy）去分析社運。）哪台戲能得到共鳴，連觀眾也變成演員，就有機會繼續演下去。
附錄：學生框飾得宜，造就八九民運 （此段純粹是詳細例子，可讀可不讀。）
Robert Benford和左際平兩位學者就曾以八九民運為例展示框飾之功能。兩位學者提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加劇了經濟不公，而政治改革無法追上經濟改革，中央政府內部也出現了溫和派及強硬派之分野，這都為群眾動員提供了政治機會。但這都不能夠解釋為何本來是學生主導的反官倒、爭民主運動，竟然獲得北京甚至全國人民支持，由學運變成民運。雖則運動最終失敗告終，但一場波瀾壯闊之民運得以在北京強權高壓統治下出現且維持多日，本身已令人難以置信。學生的框飾策略，乃是主因。
首先，學生提出「打到官倒」、「清除腐敗」，把矛頭指向經濟改革失敗、貪污等令民生凋敝，因此需要「真正」改革。此框架直接指向農民及工人的實際經驗：自己三餐不繼，高官卻肚滿腸肥。老師以致小商人等也能切身感受官僚貪污對自己之禍害，因而產生共鳴。此外，學生並無提出「推翻共產黨」之訴求，只是要求「真正」改革。在今天港人看來，此乃消極之奴化思維。但我等必須考慮當時情況，再給予公允評價。共產黨高壓統治中國數十年，禁絕一切民間運動。凡公然挑戰共產黨者，代價不是失去工作而已，而是死，甚至是全家一齊死。因此，學生要挑戰政權，本身乃極其危險之走鋼線行為。學生選擇要求內部改革，一方面是為防止運動被撲滅於萌芽階段，另一方面也較能爭取民眾支持。
學生也運用了「傳統儒家思想」、「愛國」、「和平」三大框架。傳統儒家思想中，士人（知識分子）乃國之先驅，當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志，甚至「殺身成仁」之勇，而古代士人亦有「諫正」之責任。而一九八九年剛好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生承此「知識分子救國」之儒家傳統，為自己定位，賦予行動合法性。另外，學生為求保住「愛國」形象，盡量避免提出「推翻共產黨」或「推行多黨政治」等訴求，而是強調共產黨承諾了經濟及政治改革，因此黨本身應該推行政改。其中「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此口號，就是愛國框架最明顯之展示：不是挑戰黨的領導，而是要求黨正確領導。學生也強調和平，表明「和平請願不是動亂」。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一幕，乃集學生各框架是大成。此幕對當今天不少港人而言，是「在政權面前跪低」、是「無法脫離子民思想」。此等評論有其道理，但我等應該留意當時情況。下跪一幕，是要製造「古代士大夫向君主諫正」的戲劇效果，製造悲情。這違反當代的民主思想，但在當時確實因而獲得很多民眾支持。
共產黨為了應對突發的群眾運動，也開展反框飾工程。其中《四二六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框飾為「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學生於是進行再框飾，開展絕食，把「諫正」上升為「死諫」，加強「儒家」、「愛國」、「和平」三大框架。
此三大框架，是否令往後的民主運動和群眾思想均無法跳出「諫正」、「拒絕否定政權」等思路，而令民運不振，值得研究和討論。但公允評價，此三大框架對於再當時獲取民眾支持而言，確實是成功的，擊敗了共產黨的框架，也令學運變成全民運動。
參考文獻
Benford, Robert D.(1993).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Goffman, Erving.(1974).
Hirsch, Eric L. (1986).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Solidarity in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Zuo, Jinping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5). "Mobil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