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會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有畢業生舉起黃傘，遭校長陳新滋拒絕頒授。浸大校長認為畢業典禮是莊嚴儀式，同學應該「對自己自重」。近年，愈來愈多大學畢業典禮成為學生表達對社會不公之憤的抗爭場地。對此，社會最常見的批評是認為學生應該尊重場合。這個批評到底有無道理？
在價值討論之中，哲學家對價值的其中一個區分就是「外在價值／內在價值」。一個事物有內在價值就是那事物本身就有價值，例如自由、純粹的快樂感覺。一事物有外在價值，是指那個事物本身沒有價值，它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可以實現其他價值，譬如金錢與藥物就只有外在價值。
「尊重他人（的自主）」可以算是實現自由價值的一種方式，所以屬內在價值。但我主張，「尊重場合」則屬外在價值，它是藉由滿足那個場合的明文或約定俗成的規則，或者滿足人們對那個場合的某種心目中的理想圖像，使得人們在那個場合裡能夠在和諧氣氛下產生一些價值，譬如在良善的討論氛圍下雙互溝通。不過這個主張同時意味著，如果「尊重場合」沒法實現其他價值，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遵守它，因為它本身並不會帶來任何價值。
把這個想法套進畢業典禮之中，我們就必須要問，到底大學畢業典禮這個場合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它會帶來什麼價值，使得我們要舉行大學畢業典禮。它是為了讓家長看到自己的子女畢業、讓學生得到他值得得到的學位榮譽？
一些家長認為畢業典禮是給他們機會去看自己子女「成龍」的重要時刻，所以抗爭的學生即使要表達自己的社會立場，也不應該破壞他們望子終成龍的權利，可以找其他場合或方式去表達。問題就在這裡，畢業典禮本身就沒有「家長必然出席」的規範設計，雖然被邀請的出席者通常是家長，但這是源於一般子女對父母的感激，才選擇邀請自己的父母出席。因此，畢業典禮的主角仍然是學生，只不過一般學生通常都用自己的選擇權選擇邀請自己的父母。我相信開明的家長也明白這點，他們也是因為看著自己子女終於得到學位榮譽而感到高興感動。
畢業典禮的主角是學生。因此如果對畢業典禮抗議這件事感到不滿的話，理應是學生才對。但古怪的是，通常批評學生在畢業典禮抗議的人都不是學生，除了家長外，就是社會的上階流層。為什麼他們會比學生更急不及待地反映不滿呢？因為他們都是處於社會的權力之位，無法忍受事情不如自己所規範的範圍之中，他們害怕新一代對既定的規範作出反抗。學生在畢業典禮中越離常軌，意味著難保有一天在社會上也會翻起另一波抗爭浪潮：「這批畢業生準備投入社會，成為我的下屬，怎可以不在他們反叛之前打滅這批火種？」
一個社會投放大量資源培養一班大學生出來，自然會對大學生有特別的期望。一個大學學位的完成，意味著大學教育的價值得以實現，社會也會合理期望畢業生能夠把大學教育的成果體現出來。那麼，當學生不畏懼高呼公義的訴求，我們不是應該為這班新一代自豪嗎？畢竟，打破常規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義，並不是人人敢作敢為的事。而且抗議的學生也在其他時間讓典禮如常繼續，他們只是舉高雨傘，難道真的有破壞到誰的自由嗎？
然而，批評者往往不是去思考學生在畢業典禮抗議，是否彰顯著新一代學生為了社會不義之事而勇敢挑戰權威的價值。在社會權力結構底下，他們對大學生的關心或期望只有扭曲變形的想像：畢業生應該乖乖在典禮之中完成既定的規範程序獲得學位榮譽。因此，他們口中所謂的「尊重場合」，其實就是「尊重我對你們的規範，不管合不合理」；所謂的「畢業典禮是莊嚴儀式」，其實就是學生不要落他們「莊嚴」的面子。如同某位議員所言，只要有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雨傘是很厲害的武器；因為它們的確破壞了很多權貴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