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斷重演，看到教育局推動中小學普教的手段與理由，恰如在重播當年中大校方硬推國際化的劇目。受逼迫的一方，依舊是香港人的母語粵話。不同的就只有，主角由英語換成了普通話、範圍由馬料水山城擴到全香港。
由中大國際化說起
零五年，時任中大校長劉遵義大力推動「國際化」計劃，一方面要求各學系表態是否同意將其核心課程轉為英語教授、另一方面擬大幅提升招收外地生的比率。校方的理據不外乎兩道板斧，利誘與恐懼：簡單而言，與英語世界接軌能提升大學排名、亦能為學系帶來豐厚的撥款；否則，中大將會被邊緣化，同學會喪失往外地交流的機會，競爭力減少等。香港高等教育的生態是這樣的：自資的外地生交的學費，平均比本地生高出三倍，賺回來的錢袋袋平安，驅使大學銳意英語化來吸引更多外地生；撥款機構教資會的制度，亦推崇學系能吸引國際社會的研究，以英語發表的國際性期刊，可獲得更多撥款。相反，本地社會、本土歷史文化等未被國際關注的研究，則會被評為下等研究，隨時成為削減開支、殺系的催命符。忘卻了中大以中文授課、宏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校方就在利益先行的脈絡下推動國際化了。
語言不能用錢買起
放回今天的中小學，吳克儉表面上以更有利中文學習為由推動普教中。實際上，03年語常會《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已經道出其實真正意圖：
「我們預料無論在公務或商務方面，中文書面語和普通話的應用都會日益增加。因此，我們非 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的長遠展望，就是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語言無論於中大、於政府而言，是能夠量化的利益。昔日大潮流是英語，今日是美國的親兄弟英國也投誠亞投行的年代，自然會擁抱普通話。粵語之所以要被邊緣化，是因為它賣不了錢，迎合不了這碩大的經濟體。持相同態度的又豈止政府，葉劉淑儀引杜「甫」來為普教中護航，顯然代表有為數不少的家長，把工具理性價值完全置於文化價值之上。
可是錢再多，也不能彌補普教中對一地文化歷史的傷害，更進一步將我們的獨特性和出路封住。由鄧氏家族在新界生根、廣東各省城的文化貿易、南音的傳播、粵語電影戲劇的興起，粵語持續地發展出地方的特色和獨特的文化系統，人工化地切斷代制之間的共同語言，只會把知識的傳播產生斷層。
本土文化是我們的資產
英語又好、普通話也好，語言就像電力轉換器一樣，有助不同制式的文化互相交流。然而，單單掌握轉換器是不足夠的，重點是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可以「轉換」出去。在一個Google Translator 也有五、六成準繩度的年代，我們就更需要鑽研和豐富本身的內涵。三年前，我曾經出席一個國際與本地生交流的場合。當時有位韓國學生對學生會語言政策的立場提出質疑，他說：「我們這些交流生來到中大，是不是應該將授課語言變為英文呢？你們不可以自我封閉吧！」
堅守自己的語言，經常被錯誤理解為「不開放」、「封閉」、「不願與國際接軌」。但事實上，正正是因為國際之間的交流是不可避免，我們就更需要發展本身的特色，才可在日漸同化的世界中突出自己的身位和賣點。捍衛粵語不等於不去學習其他語言，但盲目地進行普教中，就如清朝時期的全盤西化一樣，既移植不了西方的長處，又賠上了本身的優勢。
十年前的前輩寫下《哭中大》一文，至今依然受用：「香港正在一步步走向民主化。而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對本土社會和文化有認識有承擔有批判性的公民。要培養這樣的公民，首要的，是對自己的歷史語言文化有最基本的認同和肯定。」
我們要學會的，是肯定和尊重自身歷史語言文化。「中央」並不超然於「地方」，不是某個文化、語言較強勢，我們就要依附它；我們要緊記，沒有「地方」發展其特色，「中央」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