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零四年成立的中大員工總會，向來敢言，勇於批評校方，跟其他立場保守的教職員工會不同。《算大學教資會的帳》這篇文章的作者吳曉真，正是該會前會長。難得的是，即使離開了崗位，她仍舊關心香港高教界。記得當年膠樽之亂，學生、校友和員總緊密合作，對抗中大校方的苛政。我較少和吳本人接觸，但知道她出力甚多，非常拚命。她這篇文章，揭露教資會——一個代政府管治大學界的機構——過去十多年的所作所為，關注本地高等教育的朋友，實在不容錯過。
吳曉真的文章指出，政府10多年來對大學的投資根本沒有增加。政府一直宣稱重視高等教育，實情是另一回事——辦大學不是只看花了多少錢，但作為一個方便討論的指標，金額增減的數目仍頗具參考價值。那為何大家不（容易）察覺呢？根據吳曉真的說法，是因為教資會一面削資，一面軟硬兼施，迫使各院校開拓不同類型的經費來源。當中包括鼓勵院校開拓自負盈虧課程。
「這10多年來大學聘用零散化、「重研輕教」趨勢惡化乃至「教研分家」，追本溯源皆由此而起。至於這些政策為大學帶來沉重的行政消耗，對大學教育打擊同樣深重，更是不足為外人道。」
大學的生態，隨著其產業化、績效主義日漸加劇而越來越扭曲，在大學從事教研工作的人深受其害。她／他們的親朋恐怕都聽過她/他們訴苦水。這些結構性問題非始自今日，亦非限於香港。台灣學者彭明輝七年前便寫過一篇長文——《學術自由的本意與淪喪》——探討相關問題。當中有一段，很值得那些鼓吹大學和企業合體的人三思：
「從好的立意來看，大學如果有能力將她的智慧商品化，就有機會以此自籌經費，徹底擺脫外部經費貢獻者的干擾，而達成大學機構完全的獨立。但是，這個想像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要從智慧財產權的買賣來籌措財源，就必須引入擅長買賣的人，使他們先介入買賣，繼而介入決策，終而成為決策者。最後，「買賣」會從財源籌措的手段逐漸變質為學術首要的目標，終而徹底淪喪學術的良知與本務。
學術與商業的利益愈來愈緊密，學術的公共性就愈淡薄。在許多案例中，教授的研究成果變成個人創業的核心技術，使得研究變成是教授牟取個人利益的手段，而學生則成為教授發表論文、爭取經費，以及擴充個人專利價值的工具。在這些案例中，不但學術喪失了對於社會既有價值的批判與反省的能力，甚至也失去其作為公共財的傳統定位。」
香港的情況當然和台灣有別，但只要同樣基於有錢賺到盡的商業邏輯，運作下來，恐怕都會衍生相類似的問題。香港學者林本利在2011年便寫過一系列文章《學術界的威迫利誘》講這方面的事情。經過幾年時間，讀者以為問題會變得更嚴重抑或緩和了呢？
「台灣社會的問題與產業結構、經濟發展需求皆與美國大異其趣，而SCI與SSCI的所有指標反應的卻都是美國為主的歐美觀點，根本不關心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技術與產業發展瓶頸，以及經濟發展的議題。因此，真正切中台灣社會所需要的研究注定在SCI與SSCI的所有指標中屈居末流，甚至無法入列。因此，當全台灣所有學者競逐於SCI與SSCI指標時，等於是傾盡全國精銳在尾隨歐美之後研究歐美所關心的問題，卻置攸關台灣社會發展的議題於無人問津之地。」
誠如彭明輝口中的台灣，香港的大學高層也為了滿足教資會的要求，一樣崇歐美而輕本土。大學的國際排名確提高了不少，但城市的競爭力、軟/銳實力卻持續下降。既然大學是推動一個地方的綜合實力向前的火車頭，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號，令我們重新反思過去的知識開發工作和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