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入行當中文科老師，大抵不會多想什麼是「母語」。我的理解是：中文書寫就是合乎語法規範的中文，口頭說的就是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廣州話、廣府話）。至於普通話，記得初入行教書，面試時曾經有校長問我怎樣看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我的答覆是：「學生有需要學普通話，但我不認同用普通話來教中文、或用來做教學語言。」我沒法估計當時校長怎樣看我這個答案，但大抵應該不太負面，因為最終我都獲得一紙聘書。然而我也在想，同樣的答案用在今天的面試，結果會否不一樣？
教育局要推普教中，已不是新聞，但他們所用的手法往往就是從貶抑廣東話開始。曾經有普通話教育電視節目把廣東話描述成惡魔的內容，要靠普通話來打敗惡魔。但同時又有中文科的教育電視說廣東話如何充滿古意、歷史如何悠久，甚至舉例說今天的廣東話用詞可以上溯《詩經》《楚辭》。同一個教育局，教學資源竟也自相矛盾，叫師生如何適應？
近日，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 2013 年一篇備受談論的文章指「早在 195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試圖把「母語」就是「普通話」畫上等號，但這是否事實呢？
「母語」竟然不能用
翻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他們是如何定義「母語」的？2003 年，組織發表一份近 500 頁、名為《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的文件，當中有一整篇文章以印度的情况為例探討「母語」（mother tongue）的定義，其中有言：「今天，很多人會視母語就是『母親的語言』，但以印度而言，母親的語言及文化其實也就來自於父親，自然 地『母語』的意思就是兒童首先學習的語言，如果兒童一開始便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那便 可以假設他們有多於一種母語。」同年另一份名為《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的文件則更清楚說明「母語」的意義包含多個元素：「是所有人首先學習的語言；能透過該種語言確立身分；一種用者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語言。」至 2008 年，再有一份名為《Mother Tongue Matters: Local Language as a Key to Effective Learning》的文件也將「母語」定義為：「兒童的第一語言，也就是兒童在家中透過長輩學習到的語言。」
由以上定義可見，宋欣橋的文章是引喻失義的，至少所謂「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的引述是不準確的。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母語」的定義，那香港居民的母語又應如何理解？根據政府統計處 20 的人以「廣州話」為母語；3.9% 以「普通話」為母語；3.7%以「其他中國方言」為母語，餘下的則包括英語（1.4%）、其他歐洲語言（0.3%）、菲律賓語（0.3%）、印尼語（0.3%）、其他亞洲語言（1.9%）等。這些數字顯示的是「廣州話」在香港而言是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該無異議。而宋欣橋試圖把「母語」等同於「普通話」，至少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當然，教育局為了推廣普通話，以至推廣普教中，不由分說將所有對普通話、普教中持正面態度的言論都納入為「參考資料」，又的確是可以預期。其實不單是今次備受談論的宋文，在整本《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裏，也是一面倒為普通話、普教中說盡好話的，例如有老師撰文說「在我校試行了幾年的普教中後，不少非中文科教師都覺得學生的普通話『好厲害』，或者這麼說吧，普通話在我校『普及』了，這該是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大家都「捍衛」廣東話，但返回教育的現場，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是家長、同學，以至教育同工，想想當年政府強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以中文╱廣東話教學）時，大家又是怎樣反應的？呼天搶地有之，深深不忿有之，總之就是想保留「英文中學」的地位。今天去問小六家長是不是希望子女能入讀「英中」？相信十之八九都是當然希望。而現時即使在大學的校園裏，就算是老師，也不一定可以自己最擅長的語言來教學，在全班也是本地生的情况下，「母語」也都不用╱不能用了。
心理折射
因此，與其說大家都在「捍衛廣東話」，不如說實際上是一種「反共」的心理折射，怕的是某種文化缺口被打開以後，將來更難以抵禦來自大陸的各種衝擊，包括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至是生活上的。就像電影《十年．方言》內說的一樣，擔憂有一天，在公共場域裏說廣東話會被歧視，甚至於影響生計。因此說到底，要「捍衛廣東話」就是一種對現政權的不信任而來的抗拒，當然看來那政權也沒有打算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或就如林鄭月娥般認為是「無聊」的。
同樣的「不信任」，也在通識教育科呈現出來。除了中文科，我也曾任教通識科。通識科其實不是新高中才有，會考年代有綜合人文及科學與科技兩科；高考則有通識教育科，只是這些科目都是選修，直到新高中通識才成為了核心科目，學生需要必修必考。
有人說，通識科一直都有爭議，一時又說這科太政治化，一時又說這科只教學生批判，不教學生知識，教聯會黃均瑜更說「中學生不應有太多批判工具」云云。因此近日有傳要把通識科的考評制度更改，由按水平參照評級，變成只有及格及不及格，或加一級優異，又或將通識的核心科目地位改為選修，甚至只修不考。傳聞一出，擔憂便來。
一直以來，建制派的政客都對通識科持負面態度，要除之而後快。大抵他們就是認為通識科令中學生懂得「挑戰權威」，不利管治（其實是不利愚民），是「教壞細路」的。但在同一時間，在這科的同工多年努力之下，年輕人卻認同這科能教懂他們多角度思考、懂得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讓他們敢於懷疑眼前物事，正正做到了通識科的課程目標。
批評通識科政治化的人，大多數都是混政治飯吃的，他們的批評既非教育、又政治化，但又念念有詞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身就充斥自我矛盾，亦無視老師在學校裏如何努力讓學生透過這科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建構知識、建構思考。總之他們把一切教育問題，都看成是通識科的問題，恍似在說，只有通識科一死，教育便有救了。
也談通識
但世事往往沒有如果，在當日決定要把通識科納入成為核心科目時，大抵當局沒有預到在今時今日，通識科反而成為了教育制度重要的一環，補了學科教育的不足。近年網絡發展飛快，新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原住民」，面對數量龐大、同時真假難辨的網上資訊，年輕人要在大量的資訊當中保持清醒，就必須讓他們有批判思維，懂得分辨真偽。我們的教育制度裏，學科大多是知識傳授，思維教育不多，通識教育也正能彌補不足，開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資訊，減低受假資訊、「農場文」的影響。
因此與其說通識科有問題，不如說有問題的是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來，政策、理念、教學法不斷推陳出新，但偏偏以紙筆考試作為篩選手段卻仍然不動如山，文憑試如是、TSA如是，我視之為「科舉基因」作祟。君不見不論是新學制前後，每到放榜時，媒體都喜歡「找狀元」嗎？將考試、將成績作為衡量年輕人能力的標準，教改前後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在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用上世紀的方法去評估年輕人，是脫離時代的。香港的大學入學，還在用「聯招」方法，就如程介明教授說，是「懶惰」的。我也不明白，為何大學收生，責任就好像落在中學老師身上，而他們就按所謂公開試成績，以幾乎單一的準則去取錄學生？大學院系收生，是要收最合適的學生？還是只要收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究竟我們要一個能讓學生發揮多元才能的制度？還是仍在弄出一群考試機器？
世道反智，教育同工要對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壓力，實在不容易。
（文章刊於《明報·世紀》，201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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