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彭嘉林、黃浚煒 文：彭嘉林
香港社會一直強調「兩文三語」，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受重視的程度遠不及英文，這種情況在處處強調國際化的大學更甚。大學的授課語言長期被英文壟斷，學術寫作也往往以英文優先，這種情況是否健康？對教育與社會又有什麼影響？嶺大學生會編委會有幸在今年2月邀請到許寶強教授，跟我們談談大學語言政策、國際化以及中文的學術書寫。
編：現時嶺南大學的授課語言政策是怎樣的？
許：現時大學除了中文系、翻譯系這些課程外，除非個別學系特別申請把一些科目轉為中文授課（需要充分解釋這些科目的特色為何適用中文授課），絕大部份的科目的官方授課語言都是英文。不過，學科的授課語言政策也有一個switchable option，就是當全班沒有非本地生，而老師和大部份學生都有共識,就可以轉用中文授課。然而，爲了避免影響學生的意向，老師被規定不能在第一課討論這個問題，而投票也要用暗票進行。此政策源自陳坤耀任校長的時代。過去，嶺南長久奉行雙語教學，直至陳坤耀上任後才改成英文授課為主。然而，新授課政策曾引起學生反對，當時陳校長曾出席論壇參與討論，最終產生目前的妥協方案──在英語授課的基礎上加上switchable option，政策一直運行至今。
編：當年陳坤耀校長希望以英文授課提升英文能力，現任「校長」同樣有此看法，根據報章，他希望加強學生的中英文訓練，除中文系、翻譯系等個別需以中文授課的課程外，其餘課程需嚴守以英語授課的規定。你支持此做法嗎？現時有沒有受到壓力？
許：事實上大概全港的大學校長都抱持這種觀點。翻查歷史，三十年代都有類似的語言政策，認為用英文授課可加強語文訓練，提高學生的英文能力。這種觀點與香港社會本身的特殊性有關，也就是經濟價值享有很高的地位。英語被視為一種有助經濟增長及學生就業的語言，受重視程度一直很高，除了校長，教育工作者，家長們也非常重視提升子女的英語能力。儘管香港政府基於管治（而非教育）的原因，在不同時代都曾推動母語教育，或者提倡中英語雙語教育，但無可避免都會遇到家長的反對。重視英文教學的聲音，在不同年代及其他幾所大學都存在，故此我不認為現任校長重提，意味著有重大的轉變。由於我沒參與記者報導的場合，不知他準確的言語，所以無從討論他是否有新的想法和政策，我暫時沒有收到有關語言政策的文件，我猜想暫時應不會檢視和調整授課語言政策政。
編：這種看法背後的思路是覺得用英文授課有助提升英文能力？你是否同意這種邏輯呢？
許：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暫時我還沒有看到系統的研究證明以英語授課能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一種直觀的理解是：浸淫在英語的討論環境能改善英文，但這裡指的是生活環境，比如住在英語國家，日常生活必須要用英語。在那樣的環境下，自然有需要（推力）也有壓力（拉力）運用英文，久而久之英文大概都能改進。然而，在人工的課堂環境上，操作的時候會有很多體制上的問題，或可以鼓勵同學使用英語，令學生可以放膽言說書寫，但有時也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舉例來說，如果課堂上使用英語與考試評分緊扣，學生在運用英語時會變得小心翼翼，甚至因恐懼犯錯而終日驚慌，在這樣的狀態下，學習的動機也會減低，語言學習的效果自然不一定好。除非本地的社會環境能夠配合，比如居於雙語背景的家庭，平時的溝通都用英文，這樣就能提高英文能力。但在嶺南的本地學生，大多缺乏這樣的英文討論環境，只從人工的課堂環境單方面強逼學生使用與日常生活沒有關係的英語，很難起到預期作用。千萬不要認為強逼就一定好的結果，果真如此，嶺南以及香港展開英語授課那麼多年，理應見到嶺南（和其他香港）學生的英文能力突飛猛進；如果以英語授課真是卓有成效，大學以至社會輿論也不必反覆強調要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
編：那麼英語授課會不會反而影響學術效果呢?
許：從教育角度來講，教育效果因人而異，不同的學生適合不同的教育方式。因此，對某一些擁有較好的英文學習環境的學生來說，英語授課或許有效；對另外一些學生，英語授課與中文授課的效果可能沒有太大的分別；但對一些英語較差的同學來說，英語授課甚或會打擊他們的自信心，損害他們的求學意欲。至於哪些人比較多，哪些人比較少，由於我沒作系統的研究，因此無從判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全盤要求推行英語授課會有危險，對不同種類的同學可能產生不同（甚至負面）的教育效果。此外，不同的學科也有不同的語言要求，理工科或可多用英語授課，因為科目的內容比較universality，例如數學。不過，人文學科更多講求個人感覺，也講求討論交流，即使本地生中英文最好的一群，由於採用非母語的第二語文，表達也要打個七八折，故此不用母語授課不僅會有困難，而且學習的效果也不會太好。
編：現時各院校推行英語授課，還有一個原因是英語授課能增加國際化程度，促進交流生與本地生的交流，這樣做不是很好嗎？
許：英語授課當然可讓交換生與本地生交流，但現在的問題是縱使有交換生，每班的數目也不夠多，這樣對雙方都不好。在目前的處境下，非本地生往往不會感到很舒服，因為本地生大多希望用母語授課，但往往因為課堂上有外地生而要採用英文，於是一些本地生或會傾向責怪他們外地上，這樣其實對外地生不大公平；而外地生也往往會覺得格格不入，感覺受到排擠,他們當中甚至有些人上了第一節課就改選其他科，令人感覺是本地生逼走外地生，這是目前這種強制英語教學下的必然處境。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提高外地生在個別課堂內的數目，要達至這目標，學校可以減少外地生可選擇的科目的數量，這樣每班的外地生數量會相應增多，但這些科目並不只有外地生，有意與交換生交流的本地同學也可參與。我們不要以為本地生一定會沒興趣，他們當中也有人希望並能適應用英語授課的，這種做法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由於學生是判斷過自己的能力與意願之後選擇的，故此這種設計能較容易促進本地和外地生的交流，效果應遠比所有科目都強制用英語教學好。另外，一些科目也可以同時開中文班與英文班，舉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科目為例，教外地生與本土生可有不同的教法，英文班的比較基礎，中文班的則深入一點，這樣做也不用擔心英文班沒有本土生讀，因為有部分本土生也很想用英語上課或與外地生交流。當然，這種做法要有很好的資源配合，但學校還是應該從教育的角度考慮這種可能性。
編：縱使這種做法能讓外地生與本地生利用英文提升交流，但是英語化下的國際化本身會不會太單一呢？
許：大方向上我是支持國際化的，也不反對儘量加強同學的英文能力，畢竟英語是目前比較通用的語言。不過，國際化的意涵應該更廣闊，國際化應是指不同地方的人都應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故此國際化應是多向的，不能單朝著英語化發展。從語言教育的角度看，其他語言也應該學習，也不能忽視母語教育對國際化的貢獻。外地學生如果真的要參與國際化潮流，應該趁機會學習當地語言，一來瞭解當地的本土文化；二來當地的知識生產往往以當地的語言傳授，要認識就必須掌握當地語言。如果不是這樣，交流也沒有什麽意思。自然，這一種交流需要較長的時間。此外，香港本身的學術研究也不能忽視母語的書寫。如果香港的學術研究只用英文，除一些較普世性的理工科目之外，對國際的學術研究貢獻也很有限。一些學者，如孫述宇教授甚至覺得英國文學也應該用本土語言學習，因為文學意在表達情感，我們閱讀的時候，內心的感受與反應是非常複雜的，我們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才能與文學作品對話，才能整理出細緻深刻的感受，這樣才能產生新的閱讀可能性、甚至新的文學理論，若然當其他國家的英國文學學者翻譯你用母語書寫的作品，這樣的學術貢獻，將遠超過你用第二語言書寫的著作。
編：但現時中文似乎不被承認為一種嚴謹的學術語言。
許：在中文世界，台灣、大陸的中文學術發展已經逐漸成熟，過去一種定型的看法，是認為英語發表的論文質素較好，這種判斷源自對全球化的一種簡單理解，就是認為英語因為其經濟價值令其學術價值也較高，但我們不能說中文不是嚴謹的學術語言。中國大陸由於長時間跟英美為主的國際失去聯繫，中文的學術不習慣國際的規格，比如沒有peer review，但這不代表當中沒有優秀的作品。中文學術有自己的方式，特別是三十年代的國學傳統，你不能說梁啟超、章太炎、魯迅那些研究不行，只是現在的世界大勢覺得中文相對次要。我覺得我們可以尋找一種方式，參考嚴謹的英美學術規格，用中文書寫。這樣的話，我不認為中文研究的質量一定會低過歐美的學術刊物，比如像《台灣社會研究》這些中文學術刊物，質量就很高。
編：那麼在香港的語境中，中文的學術發表是否較少？
許：的確很少，香港甚至有點貶抑中文的學術發表。因為在現行的制度下，論文在英文的國際期刊的發表次數非常重要，這會影響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資源分配、教職員續約、升遷甚至大學排名。
編：但學者需不需要多用中文書寫，因為這樣與民間的連繫更大，可以把學府的知識傳到民間。
許：事實上應該如此，我贊成多些中文書寫，理由是知識的生產應該服務當地的社會，特別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我覺得要鼓勵學院內多用中文書寫，學術研究應有助解決本地問題。這個我覺得理所當然，也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學院的資源都是本土資源，比如納稅人的錢，如果學術論文對本土毫無參考價值，我覺得是說不過去的。
編：但是中文的學術翻譯會不會也是個問題？
許：翻譯在全世界都是問題，一來是可譯性的問題，二來是翻譯不被承認為嚴格的學術活動（除了翻譯系）。事實上，在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這些學科，理論翻譯的價值絲毫不低於創造理論，但現有的評核機制卻不重視這種價值。現有的學術評核側重於學者的研究能否發表在「國際級」期刊，這樣無疑令學術貢獻離本土更遠。
編：未來有沒改變這種模式（本土研究缺少）的可能？
許：學院內部的動力不強，因為現在的大學體系開放給全球各地的學者，特別是理工科、商科等等，非本地的學者比例十分高；研究院也越來越少本土學生，現在大約七八成都是中國大陸學生。如果情況不變，長遠來說本土學者越來越少，不利於本土的知識生產。不過，仍然存在改變的可能性，現在的社會脈絡變化比較複雜，社會興起所謂的「本土運動」，這運動由很多政治原因推動，如反對大陸的干預，這種運動不多不少會給予本土學術一些力量及空間，不過這也很依賴學者、學生如何利用這些空間，去建立一些本土的知識。
總的來說，我們不能說英文授課令學生受苦就要全盤否定，這樣會取消多元化，而部份學生也需要這種教育。另外，我們亦應該歡迎內地生，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擴大視野是需要的，但我們不能完全取消母語教學。現在困難的地方是兩邊的角力──一邊有人認為全球化重要，另一邊有人完全抗拒，覺得本土的東西越來越少，故此我們應該靈活地協商，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合理地處理這兩種不同的需求，而社會也需要就國際化和授課語言作更多的討論。
記者後記：
今日大學的國際化潮流浩浩蕩蕩，學院重英輕中。然而，很多一流大學其實並沒追求國際化而棄用母語──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莫斯科大學用俄文……沒有人否定英文的重要，但寄望英語授課就能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未免太過一廂情願。正如許寶強教授在另一篇文章《廣東話授課與情感的教育》提及：就算英語授課真的可以改善相關語言能力，亦恐怕會影響本科教育效果，因為用非母語授課往往孕育苦悶、恐懼的情緒，令師生難以投入，不單不利知識的傳授，還阻礙情感與思想的交流。以筆者的經驗來看，當老師在導修課的討論環節用中文交流，課堂氣氛即刻「翻生」，同學明顯更加專注。
另外，我們不應忘記大學的使命除了追求真理、教育學生，更要服務社會。大學不是學者、學生的小圈子智力遊戲，學院的知識要與社會互動，以中文寫作無疑更能促進這種知識循環，推動社會進步。現行的評核制度貶抑用中文撰寫及發表的學術研究（當中很多是本土議題），如果嶺南大學真的要發展「讓自由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博雅學府，應該有改變「遊戲規則」的願景，爭取在體制內外創造母語討論與華語學術書寫的條件與空間（如中文大學近一兩年與兩岸四地大學建立一套中文期刊的標準，希望UGC可以有政策調整），而不是一味擁抱片面而虛妄的國際化。
原刊於第114期《嶺南人》（http://commons.ln.edu.hk/lu_folk/5/），現版本修改首段及後記
參考資料及延伸閱讀：
1《粵語的政治》，文潔華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初版
2《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編，2007年第二版
3《為什麼燈泡不亮──我看香港的「國際化」》，龍應台，2005-05-16刊於《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