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敏剛
中大堅守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提倡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精神，珍惜並重視中英雙語的優良傳統。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2007）
在各個學科領域，全面綜合地進行教學與研究，提供公共服務，致力於保存、創造、應用及傳播知識，以滿足香港、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人民的需要，並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概況2012-2013》〈我們的使命〉
香港中文大學是以新亞書院（一九四九年創立）、崇基學院（一九五一年創立）及聯合書院（一九五六年創立）三所專上學院為基礎而建立。該三所院校之早期師生多來自內地。一九五七年，三所院校為爭取政府承認彼等為為香港學生提供高等教育的努力，聯合組成「中文專上學校協會」。一九五九年，富爾敦先生（Mr. John Fulton，其後獲封為富爾敦勳爵）應邀就三書院的發展提供意見。一九六零年，政府通過《專上學校條例》及有關規則，資助三院，藉以提高其水準。一九六一年，「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由關祖堯爵士擔任主席，初步籌劃大學校址、建設，以及一切有關大學成立之事宜。同年，一個包括英美學人的顧問團，就如何把三院文、理、商、社各科課程提高至大學水準，提供寶貴意見。根據顧問團建議，政府於一九六二年委任以富爾敦先生為主席的委員會專責考慮應否成立一所中文大學，並建議成立之法。一九六三年四月，《富爾敦報告書》公佈，建議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政府隨即宣佈原則上接納該報告書。同年六月，「臨時校董會成立；九月，大學條例及規程完成立法程序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學宣告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概況2012-2013》<簡史>（全文）（2012）
前言
在這幾段大學官方的簡史和使命之中，有一個相當明顯的縫隙：中文大學為何稱之為中文大學？「中文」之於中大的意義是甚麼？如果只是讀中大校方自己寫的「使命」，我們實在分不出中大和香港乃至中國的其他大學，到底有甚麼分別。這些使命放在任何一所大學的官方網頁中，都不會有違和的感覺。中大由三書院爭取成立，可是官方的歷史論述之中，有的卻只是政府如何提高書院至英美大學的水平、大學如何立法成立；至於中文大學以「中文」為名的意義、三書院如何爭取，卻被忽略掉。 在中大校方的自我理解之中，似乎最為挨近「中文」的意義的，就只有那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了。「中文」之於中文大學的意義，在官方的論述中，竟至如此曖昧不明。
但「中文」其實是中大理想之所寄：在香港用中文授課、用中文做學術、捍衛以及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文化地位──這些一方面是校方不斷放棄的承擔，一方面卻是多年以來中大師生所努力實踐和爭取的理想。如果我們一一把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放回香港當代歷史、尤其是社會抗爭史的脈絡之中，便會發現，這些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觀念和堅持，滋長了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還有一波又一波的學生和社會運動，形塑了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生態的變遷。因此這段被忽略的中大理想史，甚至對我們了解當代香港，也有歷史性的意義。在中大成立五十年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回望這一段被消音的，中大的「中文」理想史。
中文專上教育的爭鋒：民族‧本土‧反殖
要追溯中文之於中大、於香港的重要性，我們便得回到中大成立之前，回到作為中大成立基礎的三書院的草創時期，回到那個大陸和香港都動蕩不安的時代。
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帶來了大群的難民湧向香港，剛於二戰後在香港重新立穩腳跟的港英政府，一時亦未知可以如何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教育方面的形勢就更複雜：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夠，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受的中文教育，而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則例不能考進以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但同一時間，中共卻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港英既不願意年青人才流失往敵對陣營之中，更怕這些受了共產黨教育的青年人回流到香港，會引發社會動亂，挑戰殖民政府。
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等民間書院，正是在這樣的複雜局面中，由一班南來學者創辦的民辦專上學府，招收難民學生和香港學生，用中文授課，為這群年青人提供中文的專上教育。這些學者如錢穆、唐君毅、李應林、凌道揚等。他們流落香港，一方面是不認同內地的共產黨政權，同時也不希望追隨遷台的國民黨政權，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遂成了他們「花果飄零」的容身之所。
雖然港英政府對這些民間書院未加干涉，辦學相對自由，但這些民間學院頒授的學歷都不為政府承認，資金亦無保障。到了五十年代中，重返大陸的希望已愈來愈渺茫，這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得到殖民地政府某種形式的承認已是唯一出路。
中大官方簡史沒有說錯的是，在一九五七年當時規模較大的中文學院──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組成了中文學院聯合會，希望向港英政府爭取承認；但官方史沒有說的是，三所書院不僅追求港英的承認，更是進一步追求港英承認它們以中文辦專上教育，應得到和香港大學同等的大學地位。而這正是三所書院和殖民政府的尖銳衝突所在。
對港英政府來說，這些中文學院吸納了大量的青年難民，舒緩了當時的教育壓力，本應支持。但港英政府卻極不願意承認它們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認為中文教育不可能達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至於中文中學的畢業生，他們更覺得根本沒有達到高等教育的程度。港英甚至設想過於香港大學擴大收生數目、開辦中文課程，以吸納這批移民學生，但都是被當時的香港大學以「中文不可能辦有水平的大學教育」為由拒絕。
最能表現這種對中文教育的歧視態度的，是一九五七年底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皮理思教授在報章發表的一系列檢討香港高等教育的文章。皮理思在文章批評中文並不適合大學教育，他指出，由於欠缺有水平的中文的教科書，中文學界的水平亦不足，一些如物理學或經濟學的學科，根本不適合用中文教授，最多只能用中文教授這些學科的入門課程。他進而認為，既然這些學科已經有充份的英文文獻，何不直接用英文學習？發展中文高等教育只會拖低香港學界水平。中文學院最多只能作為入讀香港大學的預備班，卻不夠資格提供大學教育 。
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的文章極為反感，並立即在報端撰文反擊。他們質疑皮理思漠視了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傑出學人輩出，編寫了高質素的教材，即使如自然科學、工程學等課程亦如是：「一九五七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金之兩位中國科學家，均為戰時之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生……科學課程的傳授亦以中文為主」。更重要的是，他們質疑皮理思根本就沒有足夠知識判斷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他們認為，中、英各有自身的文化學術傳統，「倘欲將中、英兩國最佳之大學作一比較，是否有客觀之標準可作根據？…… 中國有其本身之教育理論與傳統，在任何方面足與西方教育之理論與傳統相比擬」。
聯合會的文章進一步把論調上升到民族文化的層次：他們批評，香港大學根本就是一所為殖民地政府訓練專業人員和公務員的殖民地大學，不能照顧本土的教育需要，因為「該校一切工作均以西方典型為依歸」。而只有一所由華人所辦的中文大學，才能滿足到香港的華人社群乃至整個東南亞的華人民眾的文化和知識追求：
「……﹝香港﹞事實上已形成中國文化與教育之主要中心，正予以整個東南亞以文學、技術、教育等等之服務以及其他方式之領導…… 本港之中文專上學校之存在，乃際此緊急需要期間，可為整個東南亞服務者。吾人深信香港在歷史上已負起全新的重要責任，是即發展與增強中文大學之教育。」
這篇抗議文章所表現的文化和民族自豪感，在社會引起的廣泛支持，遠超港英政府的估計。教育司高詩雅遂不得不在翌年回應：「我不想要第二所大學，但覺得…… 建立第一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決方案。」港督柏立基也在給倫敦的報告指出，「為避免冒社會嚴重抗議的風險，已經不能不讓它們（指中文學院）得到某程度的承認」，成立一所中文大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在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宣佈決定成立中文大學，並邀請聯合會的三所中文學院參與。
中文學院聯合會反駁皮理思的文章，最終迫使港英政府承認中文高等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把成立中文大學放上政策議程。成立中文大學因此其實是民間反殖抗爭的一次勝利，也是戰後香港首次成功的民間抗爭。這樣的一篇和中文大學的成立息息相關、闡明中大立校理想的文章，竟然為中大官方所完全忽略，令人扼腕。
這創校歷程也部分解釋了，為何中文大學打從成立開始，便是社會抗爭的一大搖籃：用中文授課的大學得以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立，突顯出來的正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歧視和壓迫，本身就充滿了民族、本土和民意伸張的意味；而中大所吸納的，則是在殖民地社會受盡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中中學生，同時吸引對中文教育有承擔的教師（譬如李歐梵） 。我們當然不必浪漫化那些學生：當年的中大畢竟是大學，和今天一樣，相信不少可以進大學的學生，都只是希望為求職業上有更好的出路，未必有反抗不公義的理想主義的背負，可是，中文大學是追求反抗不義社會、追求社會理想的青年的有利土壤，則是無疑。
果不其然，中大成立十年不到，到了一九六七年，中大生就成為了第一次中文運動的大旗手。
民族、反殖與改良的糾纏：第一次中文運動
所謂的第一次中文運動，是指一九六七年起一連串由學生發動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抗爭」。說是抗爭，其實有點誇張，因為第一次的中文運動，就本質上而言，只是一場（溫和的）輿論戰，對港英政府的所謂施壓，都是見諸報端的文章與宣言，最多也不過是派傳單；但如果放到當時的社會與政治脈絡，這樣其實是一次戰戰兢兢的嘗試。
香港的六十年代的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一九六六和六七年更是戰後香港最為動蕩的兩年：一九六六年，青年蘇守忠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小輪以及當時一系列的公共服務加價，被警察拘捕，引發一連串的示威，及後演變成騷亂，爆發警民衝突，港督戴麟祉宣布在九龍實施宵禁，最後有一名青年在衝突中喪生，四百多人被捕。但更大的衝突還在後頭：一九六七年五月，新蒲崗人造花廠發生工潮，在港的親共組織如工聯會迅速介入，並得到內地紅衛兵及至中共的正式支持，行動不斷升級，最後演變成暴動。港九各處都有群眾集會和警民衝突，左派發動大罷工、大罷市，進行「反英抗暴」，反抗殖民地統治，以土製炸彈和燃燒彈攻擊港英的政經機構。這次暴亂的規模比一九六六年的更大，港英政府全力彈壓，港督再次宣佈宵禁，查封左派機構，甚至出動直升機進攻左派的機構和據點，直至九月初，大規模的騷動才告平息。
這兩次的警民衝突，歷史上都被稱為「暴動」，但卻並不能單單以暴力／暴民破壞公共秩序和安寧的恐怖行動來理解：六十年代中的香港，工資低、勞工保障嚴重不足、住屋環境惡劣、百物騰貴、公共服務加價，升斗市民生活艱苦，加上殖民地政治封閉，貪污腐敗嚴重，港英政府不體恤民間疾苦，這些民怨累積都是暴動的土壤。 事實上，六六年的反加價暴亂、甚至六七暴動早期，輿論和大多數市民多保持中立，甚至同情。只有到了後來六七年的工人抗爭滲入了文革影響，暴力行動升級，炸彈襲擊波及平民，民情才轉向支持港英政府，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殖民地管治如何敗壞和失民心。一九六七年的香港，是一個撕裂動盪失序的社會。
就在當年九月尾，新界鄉議局提議請政府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也許是為了安撫香港華人。中大學生迅即接過話頭，在當年十月十七日的《崇基、新亞、聯會學生報聯刊》（即《中大學生報》前身）第一期中，社論即題為〈中文必須盡早被列為官方語文〉，同期並刊出了「列中文為官方語文」專題，訪問了幾位中大的老師、文化人、市政局議員，都一面倒支持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學生們提出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理由，是希望促進「政府與民眾彼此間的溝通和了解」，同時可以「加強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政府的親切感」。 相比起兩次暴動直接衝擊殖民管治，中大學生原初提出的建議，完全沒有觸及殖民地英國人和華人之間巨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可謂極為溫和，政治色彩亦不濃。
這些文章隨即引來了不少輿論回響。殖民政府自然不會重視這些學生意見。但學生批評的調子卻逐步升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崇基學生報》，便繼續以大篇幅探討列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問題，這次不少文章已把矛頭直指港英政府「殖民地政策」的政治封閉性和對華人的歧視，批評港英政府是「集權政治」、議會沒有華人民選代表參政，指港英不接納中文為法定語文，乃係「一個民族輕視另一個民族」的殖民地政策的一環。
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崇基學生會舉辦「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大型研討會，新亞、聯合書院的學生會、港大學生會、香港工業學院（理工大學前身）學生會，羅富國師範學院（教育學院前身之一）學生會等亦有代表出席，研討會並邀請了當時力爭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市政局議員胡鴻烈和黃夢花，甚至當時的副輔政司黎敦義出席，崇基學院校長容啟東主持開幕禮，出席旁聽者近百人。 會後研討會發表聯合公報，主張依然溫和：公報強調列中文為法定語言促進殖民政府和民間溝通，同時亦能令中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為以中文為母語的本地人才提供更多承認和出路，得以發揮才能，這指涉的即為當時為數眾多的中中學生以及中大學生自身。公報的民族意識溫和，發揚中國文化亦不被視為重要理由。
但在「後暴動」的一九六八年，這樣的一場大型研討會和公報已經引起了港英政府的警剔，南華早報在研討會後隨即報導研討會鼓吹民族主義、有政治目的，並指聯合公報「並不是學生的意見」（Not the opinions of students），受別有用心的人操縱。這立即引來反彈：崇基學生迅即否認指控，指整個研討會都是學生主導，表達的是學生意見，並進一步明白提出中文運動「是為關心社會問題而發的，是為維護中國文化而發的」，「中國人對自己優厚的文化傳統，焉能不存在感情？」，表露出前所未見的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的優越感。
之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便開始由學院擴及社會，並和其他社會團體結連。到了一九七零年，「香港各界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工作委員會」（各界工委會）、由學生團體主導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委員會」（中聯會）相繼成立。而在中大三書院的推動下，港大學生也加入運動，學聯成立了行動委員會。三者聯合發起簽名運動，中聯會並在工廠、碼頭派發文宣，呼籲市民支持。 港英政府的反應先是敷衍，稱不知何謂「法定語文」，辯稱從來沒有歧視中文。後來發現不能把運動打發掉，便認真下手，宣佈各界工委和中聯會為非法組織，揚言會制止簽名運動；然後宣佈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把抗爭訴求吸納到建制運作之中，消弭運動進一步發酵，引向民族主義的機會。該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正式建議港府使用中英文為法定語文，得到採納。 後來到一九七四年，中文正式成為法定語文。當時作為運動主力的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的關注亦轉向了保釣運動，第一次中文運動就此結束，沒有進一步演變成群眾運動。
這次中文運動之於香港的意義，並不在於港英政府最終讓步這「成果」，這次讓步妥協其實符合港英在暴動後安撫港人的策略、鞏固管治的利益，運動也在升級至挑戰殖民地統治前瓦解。真正重要的反而是，第一代在香港成長的社會精英開啟了和平社會運動的模式和意識型態，同時中文運動也是他們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的覺醒。
如果細看這場運動的論述的話，我們會發覺這班香港新一代精英的本土認同是和民族自覺共生的。最切身的本土利益，就是在殖民地框架之下維護華人的生活條件和文化尊嚴，英語則是外來封閉政權壓迫和無視本土人民的象徵。以今日的眼光回望，他們的論述自然粗糙，更說不上激進，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則是尊重中文、維護中國文化、維護民族尊嚴這些理念，是如何因為運動而在公共論述中慢慢滋長。
而中文運動也是暴動之後第一次大型社會運動。暴動以暴力衝擊殖民管治失敗，大部分港人都在最後關頭選擇支持港英政府，也就是支持安定和秩序。這樣的話，社會抗爭應該走甚麼方向？應該如何面對殖民政府這個高壓的外來政權？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還是和平？
中文運動之中，學生明顯就兩個問題都選擇了後者。這未必是自覺的選擇：當年的大學生作為社會的精英、未來的既得利益者，其實並不太了解民情，也有精英主義高高在上的氣息，如自許「知識份子永遠領導社會」，認為華人甘於被殖民管治是「華民缺乏團結力，一盤散沙」，得由知識份子「正確聯絡起來」，與兩次暴動保持距離，亦沒有深究暴動的社會因素。 走和平社會運動的道路，也許有港英高壓在前這個時勢所限的因素，但也不見得是深思熟慮的策略選擇，似乎更像是受制於自身經驗和社會地位。然而，無論如何，以民間連結、簽名運動、和平抗爭等等運動方式，走政策倡議和社會改良的道路，些往後社會運動的文法，都自中文運動始。
中文作為教育理想：第二次中文運動
第一次中文運動向來和保釣運動一同被視為當代本土社會運動的先聲，在大學生精英圈子之中，因第一次中文運動覺醒了的民族意識，經保釣運動而發揚光大──學生運動自此走進了所謂的「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時代。大學生組織旅行團回大陸觀光，學聯辦「中國周」，迅速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所吸引。港大、中大的學生組織都逐漸傾向認同共產中國、認同文化大革命，這即所謂的「國粹派」全盛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學生運動都是以「認識祖國」、配合共產中國的所謂革命發展為主調，開始脫離指向本土社會改革的民間抗爭，認為政策上的修補改良並不足以改善香港的根本問題。
但到了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當年學生組織圈子間對共產中國和文革的狂熱認同亦隨之崩潰。學生組織的關注開始重新回到本地的民間、基層抗爭之中。 由一九七七至八零年，學生組織都投入進到了一系列的本土社會抗爭之中，如金禧事件、油麻地艇戶事件、安樂村事件、反巴士公司加價等。第二次的中文運動正是這一浪回到社會回到基層的脈絡下的一場文化運動──相比第一次中文運動，第二次中文運動抗爭色彩大減，但卻更有「運動」的色彩，面向的不止政府政策，還有社會大眾。和第一次中文運動一樣，這次中文運動的旗手，也是中大的學生。
第一次中文運動追求的是確立中文的社會地位，重點在於殖民地政府對中文作為社會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的正式承認。但中文成為了法定語文，社會上重英輕中的意識卻愈來愈強，尤其令人擔憂的，就是即使是本土以中文作為日常語言的中國人，都對英文推崇備至，希望把子女送進英中、學英文、然後進洋行、或入政府當公務員。英文在殖民地社會代表著的，是金錢和地位。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之下，崇英抑中自然難免。
第二次中文運動的導火線，是港英政府當年公佈的公開考試規定。一九七八年，考試局宣佈將接辦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入學試，分別稱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香港高等程度會考，並公佈香港高等程度會考（即中文大學入學試）的參加資格，是中學會考英文以及任何一科其他語文（即可以是中文，也可是其他語文）合格。 這立即引起中大學生的反彈，中大學生會首先發表聲明，要求參加資格必須英文及中文都同時合格，不能矮化中文的地位。當年十一月，中大學生會主辦了一場「中文教學公開論壇」，並發起了「重視中文教育地位」全校師生簽名運動，要求加入中學會考必須中文合格為高等程度會考投考資格、檢討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提高學生母語水平等。所謂的第二次中文運動於焉開展。
及後，中大學生會聯同社會上三十四個文教、學生和工人團體，組成「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聯委會），由當時的教協會長司徒華出任主席，訂立了中文運動的三大綱領：促使當局進一步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中學推行母語教學、以及全面改進中學中文教學的質素。之後聯委會便舉辦了一系列的行動，如展覽、演講、文宣、組織中學生出版面向中學生的中文運動刊物《中鳴》等；然而，除了港英政府在七八年年底，將高等程度會考的投考資格改為需要中英文同時合格外，中大師生和聯委會的其他訴求都未有被理會，也沒有引起社會上的大迴響。運動到了八二年初，已經近乎停頓，由中大師生成立的中文運動小組雖然繼續運作組織宣傳，但亦已無大影響力。 學生會的關注亦逐漸轉到其他議題，如轟動一時的醫學院學制事件，以及稍後一點的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之上。
第二次中文運動值得注意的，除了中大入學試的投考資格外（運動最終也令港英政府加入中學會考中文必須合格的要求，這畢竟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文在香港的社會地位。不久之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也加入同樣要求，升學需要公開試中英文合格，遂成定制，至今不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中學應推行母語教學的訴求，這是香港首次有呼聲提倡母語教學。譬如說當時的中大師生就提出了較多的深入論述，強調以英文進行基礎中、小學教育，學生得用一種陌生的語言來掌握知識，根本是事倍功半，既妨礙學生學習知識和技能，也減低了學生學習英文的效率和興趣。
另一方面，運動也強調希望做到「移風易俗」的效果，令市民「關懷、重視和愛護自己的語言」。 這是一個有趣的轉折。言下之意，就是當時的香港人崇英抑中的風氣已愈見熾熱，正漸漸忽視中文。如果和中大成立之時的形勢比較，轉變更見明顯。中文大學的成立，正是因為當年有大量的中文中學學生，構成中文專上教育的迫切需要。到了八十年代以後，則到了大學（師生）得反過來向中小學和社會推廣「母語教學」的好處，中文中學漸被邊緣化，而這突顯的正是整個中文教育正逐漸受到邊緣化。第二次中文運動無疾而終，和運動逆逐漸崇英的民情而作文化倡議，吃力而不討好，不無關係。
呼應著這個轉變，中文運動的焦點，也由早年在社會和政治上爭取民族尊嚴，強調殖民地中華人的主體性，轉移到人們意識上的「解殖」、保育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因此「母語教學」也就成為了第二次中文運動的核心理念。
這個轉折突顯了八十年代的民情，已和五六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語，這不但在於市民對港英殖民地的政經秩序已愈來愈認同，也在於隨著二戰後慢慢開展的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新秩序漸漸形成，英語成為了全世界最為強勢的語言。香港作為當時日漸重要的面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商城市，即使人口是以華人為主體，中文和中國文化的社會重要性，也不再是不證自明。
香港的主權由英國移交到中國之手，然後母語教學正式被特區政府用為官方政策，但這都並沒有扭轉這個「崇英抑中」的趨勢。二十年過去，終於到了中文大學自身的中文教育傳統受到嚴厲挑戰，中文反過來變成了大學官方急著要拋棄的包袱。這次，則是打著「國際化」的名堂。
捍衛與深化中文理想：「哭中大」
二零零五年一月，中大校方要求所有準備收取外地學生的學系，必修課必須要開設英文班，只有當必修課多於一班時，才能在至少開一班英文班的條件之下，開設其他語文（不必然是中文或粵語）的班別。這樣的一個安排，不但未經面向全中大師生和公眾的諮詢，甚至是學系也都只是接獲短時間的通知。根據當時新上任的校長劉遵義的說法，這不過是中大進一步面向國際化的一環，而所謂的國際化，則是中大自創校以來一直的追求，具體表現則為雙語（即英文和中文）教學的傳統，這個新的政策，不過是貫徹這個國際化的大方向的其中一步，令中大有更好的條件招收外地學生，加強中大和國際的交流。
這裡校方的論述沒有挑明的是，「國際化」程度，也就是招收外地生的數量，是近年時興的大學國際排名的一個重要指標。 英文作為已經全球通行的世界語言，標榜自己是英文教學，自然比標榜自己用中文、乃至廣東話教學更易吸引外地生，尤其是內地學生──至少校方是如此盤算。另一方面，研究和學術成果也是排名的重要指標，而量度的方式，則主要是計算一所大學的學者刊登在國際期刊的論文數目。所謂的「國際期刊」其實大多是英美學術界的期刊，論文自然以英文發表，相應之下中文的論著則不為承認。這樣一來，「中文」對希望爭取國際聲譽和地位的中大校方而言，自然是個需要急急拋棄的負累。這是劉遵義和當時中大的領導層推動這個政策轉變的背景。
中大校方對學系的要求曝光以後，立即引起師生校友的譁然。當年一月底，中大學生會即發表了長篇公開信〈哭中大〉，並邀請各方聯署。 公開信抨擊校方這項政策將是中大建校以來「最根本最徹底的轉變」，「中文大學將不再是『中文』大學！」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各學系出於資源考慮，只會逐漸在必修課開辦英文班，變相令中文大學不再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也就是拋棄中文大學創校以來主張中文教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轉用英文教學，將是同時拋棄大學之為大學為社會傳播和深化知識的使命，公開信指出：「用母語教學，是吸收知識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用廣東話上課，對大多數同學來說，對理解學科知識、積極參與討論，以及培養我們的批判思考能力，都是最自然最舒服最有效的方式」。
公開信並進一步抨擊校方所謂的「國際化」，不過是因為政府大幅削減大專教育經費，大學於是透過「大量招收非本地的自費學生，幫補大學的財政」，這樣不啻是為了「搶錢」而放棄中大的理想和傳統。公開信進而評擊這是對英語霸權的屈服，值得詳引：
「在香港這樣一個後殖民地社會，英文實在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溝通傳意的工具而已。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和社會地位，深深的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 沒有人不知道香港的商人和政治精英是如何崇拜英文貶低中文。只有學好英文，才可以出人頭地，才可以向上爬，才可以擁有各種各樣的市場競爭優勢。……在由英美強勢主導的政治格局中，英文在可見的將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會更加凌厲地支配入侵以致摧毀其他大大小小的非英語文化，進一步削弱我們對自身獨特的語言文化的認同。」
「中文大學，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分的大學，一所曾經在七十年代勇敢地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大學，一所曾經以支持母語教育和提倡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在回歸後的今天，竟然自動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體放棄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傳統，為的不是什麼教育理想，為的只是在『國際化』包裝下的經濟利益，徹底向教育商品化投降，怎不令人痛心，怎不令人捶首頓足？」
公開信因此呼籲要求中大校方收回政策，容許教師自行選擇授課語言，尊重粵語為大多數教師的母語，以及他們以之授課的權利。除此之外，信中強調並不反對真正的國際化，但面對外地學生，要做的應為增撥資源為外地生提供良好的中文教育，因為這正正是幫他們了解香港和中國的語言文化的最佳方法。
公開信發表之後不到一個月，即有逾千中大學生、老師、校友，甚至校外的知名文化人和學者參與聯署，學生會並在中大文化廣場掛起「哭中大」橫額。〈哭中大〉引起的社會迴響，令校方大為震動。校方立即發表聲明澄清指無意在中大取消中文教學，並指雙語教學是中大一向以來的傳統，〈哭中大〉一信為誤解。但中大學生會隨即發表聲明反駁，之後雙方兩度來回發表聲明回應指控。到了當年二月，陸續有中大的教師和校友在報章發表文章，質疑校方的國際化政策，支持中大堅持中文教學。其中，關子尹教授的文章〈語文作育，國之大事〉，回顧了當代德語的歷史，指出堅持在教育、學術和文藝使用母語對發揚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校友梁文道的文章〈說英文的中文大學〉亦博引意大利、日本、法國的高等教育為例，指出世上有質素的學府，都是用母語而不用外來語言來授課和做學問，批評校方不應盲目使用英語。
校方迫於壓力，於二月底宣佈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檢討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零六年九月，委員會發表報告諮詢稿，主張「普世性科目如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及工程科學等課程，原則上用英語授課」，只有涉及中國文化、歷史、社會等學科才用中文，而涉及香港社會文化的，則可用粵語。這份諮詢稿再引來另一波論戰，中大學生會的「捍衛中大理想小組」質疑這樣的原則事實上等同放棄中文教育的理想，表現的依然是「崇英抑中」的心態，是有意識地摒棄中大和新亞書院諸賢的傳統； 雙語政策委員會委員曾榮光教授則為文反駁，認為那是曲解新亞和中大歷史，中大向來都以雙語教學為傳統，並不必然得用中文授課。 另外，哲學系全體教師亦發表聲明回應諮詢，申明用中文授課對哲學教育的重要，亦指哲學系負有將外語哲學概念向國人引介的責任，因此將堅持以中文為主要授課為學術語言，又指國際化不應該只是英語化，強調哲學系一直有從不同渠道保持和國際學術界的交流。
最後，校方在報告書定稿中堅持此一原則。中大學生（亦為學生會幹事）李耀基隨即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報告書有違《中文大學條例》弁言中，「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的要求。零九年，法院判決李耀基敗訴，理據為前言並沒有約束力，只是法例賦予大學的權力及自主的一部份，大學亦已對以中文作授課語言有充份考慮。至此，雙語政策亦在中大正式落實，除了少數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科系（如哲學系和政政系）堅持核心課程中英雙語均開班以外，其他學系多半亦只有用英文授課的英文班。有關中大教學語言之爭，亦告一段落。
事實上，早在哭中大以前，因為迫於面向「國際」，多收外地生的壓力（又或者是學系本身的意願），理學院、醫學院、工程學院和商學院的大多數科目，其實已經用英文授課。「崇英抑中」的風氣早已漫延到中大之內。校方的政策改變，其實只不過是將原有的現象正式定為官方政策。公平的說，校方的雙語政策，不過是反映當時整個社會乃至學界輕視中文的意識。
但正是這次由「哭中大」引起的論戰，引起了社會對大專院校教學語言的關注，多多少少扭轉了社會輕視、漠視中文的風氣。浸會大學在二零一一年底要求將浸會大學改為全英語授課的大學，即引起師生的強烈反彈。 在二零一零年新上任的中大校長沈祖堯，亦在二零一二年發表了〈珍惜我們自己的語言〉一文，承認保育中文的重要，也反對大學排名以在英文學術期刊來衡量學術成就，認為要重視中文學術著作，雖然未有挑戰雙語政策報告書中的原則，但也部分認同了「哭中大」之中抗爭師生校友的理念。 因此，「哭中大」透過提高社會對中文教學的關注，提出相對嚴整的論述為作育中文教學、中文學術而辯護，雖然不能推倒政策、更不能推倒大部分學系行之已久的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慣性，但也畢竟在文化上為大學英語化增加了阻力。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捍衛中文教育的抗爭，和前兩次的中文運動的論述，既有繼承之處，亦有分別之處，而這正突顯了時代和抗爭意識的轉變。《哭中大》之中論述母語教學的重要性，與第二次中文運動強調用母語能更有效學習相似；但在前兩次中文運動、乃至成立中大之爭時更為重要的反殖、民族主義底色，在〈哭中大〉以及往後抗爭者的論述之中，已無重要位置，取而代之的則是對英語霸權、英語全球化之下令本土文化和認同難以生存的警剔和批判。
此外，〈哭中大〉中主張尊重教師以粵語授課的權利，立足本土文化認同來捍衛中文教學，這也是前兩次中文運動所未有意識到的。第二次中文運動中更有論者主張最終應以普通話教中文。 而「哭中大」運動中的不少抗爭者則同時警剔普通話對本土文化／方言的強勢和壓迫的位置。抗爭者主張的是一種多元的、混雜的、不定於一尊的、尊重本地語言運用現實和應用需要的教育語言觀，並不排斥使用英語教材或普通話，這是一種比前兩次中文運動、乃至創校理想更為複雜細緻，也更為對權力和霸權敏感的論述和立場。 在這個意義下，「哭中大」事件某程度上也是近年興起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的先聲。
更重要的是，「哭中大」指出大學放棄中文理想是唯利是圖，為了爭取更多資源輕易放棄教學理想和自身文化傳統，甚至放棄教學的質素和對本土文化、社會發展的關係，這亦是把堅持中文教育的理想，扣連到自九十年代末開始，學生組織對大學教育市場化的反思與批判之上。「國際化」後來成為中大校方一系列改革的旗幟。對「國際化」背後的大學教育市場化邏輯的批判，亦是近十年來學生組織（不論是中大還是其他大專院校）的主調，「哭中大」無疑是強化這種抗爭意識的一次重要運動。
由圍繞「哭中大」的論戰催生出來的有關教學語言的辯論，堪稱是近年來華人社會有關（大學）教學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一次最為深刻的反思，其中不少討論已經逸出了技術性的教學效能的範疇，而由本土社會、英語霸權、大學教育市場化等不同的視角檢視問題所在。這些散見在報章的文章，由周錫輝、雷競璇、繆熾宏、林道群等幾位校友輯錄成書，就是本文前面不斷引用的《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事實上，這幾位校友都積極參與「哭中大」運動，他們除了有的為文參與論戰、又把文章輯錄起來以外，在李耀基的司法覆核官司中，他們亦一直給予支持。「哭中大」事件過後，他們成立了「中大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簡稱校友關注組），繼續參與校政討論，在後來的新書院事件、情色版事件、校董會教務會改組、以至民主女神像進入中大，都向校方據理力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中文之為大學理想：批判意識與理想主義的搖籃
至此，我們不難看到，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形勢的轉變，中大的中文教育理想都被一次又一次地賦予不同的含義。在香港提倡中文教育，過去曾經是反殖、民族意識、本土意識覺醒的象徵；到了近年，中大的這個傳統則成為了反對英美文化霸權、反對大學教育市場化、維護本土文化身份認同的旗幟。但這並不意味著，「中文」之為理想，不過是一個幌子。如果我們細看五十年來有關「中文」理想的論述變遷，就會發覺，貫穿這些時代和觀念轉變的，是一個共通的批判精神：立足於本土民間、關心社會弱勢，向當權者和霸權提出挑戰和批判，並指向更公義的社會改革的理想。每一次為著中文的抗爭，儘管有著不同的論述，但都有這個共同的立足點，並由這個立足點來提出論述，申明中文於香港社會的重要性。「中文」因此並不是一個幌子，反而是一個令中大人對香港存在的霸權和壓迫敏感的參照點，這和香港的殖民地／後殖民地的社會狀態分不開。
我們由此可以見到，如果不談中文，我們便無以知中文大學應有的社會意義；而不把作育中文、中文教學、中文學術、提高中文社會地位的訴求放回香港史的脈絡，我們則難以理解「中文」何以是一大學乃至社會理想。
五十年來的中大歷史，何其複雜，這篇文章自然不能一一觸及。中大人的批判精神，當然並不僅僅來自中文理想，我們亦要小心以偏蓋全：過去這些圍繞中文教育、中文社會地位的校園內外的抗爭，不是全體師生都有份參與，並不是所有的中大人，都會為中文理想背後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義所感召。而五十多年以來，亦有很多中大師生，默默地為用中文教學、用中文做學問而經營而努力，他們未必是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卻也一樣是在推動和實踐中大的中文理想。本文之所以把焦點放在抗爭事件之上，不過是希望透過重新書寫這些歷史，突顯中文理想在香港社會脈絡之下的重要意義，而這一切，恰恰是急於迴避「中文」的中大校方，所掏空了的至為關鍵的中大歷史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