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Jumbo》48.4 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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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為人
教育之定義，各家各派有各自的說法。其中筆者最為認同美國教育家John Dewey的說法。John Dewey認為，社會的改造、民主觀念的確立，需以教育去訓練民眾，喚醒民眾獨立的判斷和理智能力，即個體主體意識。而個體主體意識的自覺，是社會改造、民主觀念確立的根本途徑。教育亦被視為公民社會裡的基本人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八條中清楚列明了「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項權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雖然筆者認為人性本善，可是禮義廉恥還是需要通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去激發那與生俱來的良知（當然，那些禽獸不如的人除外）。教之根本，在於「成人」，這裡指的是成為一個擁有良知的人。教化的過程，必須從年幼時開始。在現今的社會，普遍是讓小孩到學校裡接受教育。這種教育的媒介，是透過曾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去傳遞價值觀。無庸置疑，學校與教師均在學童的成長過程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平庸之惡 ── 香港教育的劣根性
荒謬的是，香港的教育，上至制度，下至配套，都難以喚醒學童的個體主體意識。「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教育制度的失敗是囤積下來的問題，是一個制度上、根本的問題。教育制度變得僵化，學校及家長過份注重考試、成績，對最基本的「仁義禮」卻隻字不提。莘莘學子無法掙脫這個畸形的教育制度，只好淪為犧牲品。
香港的教育制度，不禁令筆者聯想到「平庸之惡 (banality of evil)」。平庸的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 惡是平庸的，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人甘願捨棄自由意志，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其安排，默認當中隱藏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以「人在江湖中，身不由己」的理由來合理化個人道德上的過錯和撫平良心的惴惴不安。這種人，比十惡不赦之人更可怕，因為他們與常人無異，一旦犯起罪來，「惡果」令人難以想像。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只懂盲從。
平庸之惡的概念由美國哲學家Hannah Arendt於1963年提出，在她的著作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說明普遍犯罪的人其實都並非十惡不赦之人，甚至都是有點良知的人（例如閒時會扶老婆婆過馬路），卻在無思想無責任的情況下犯罪。正如Hannah Arendt筆下的「納粹劊子手」Adolf Eichmann，面對「危害人類罪」的指控，他反駁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換轉是任何人在他的處境下都只能執行由希特拉派下的任務。
當教育成了平庸之惡
制度是把雙刃劍，運用得宜與否，關鍵是制度內的人。香港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乜都要量化」，只會透過考試及評核看分數。由政策制定者到執行者以及參與者都欠缺思考。上至一個月看三十本書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將讀書量化成書的數目；下至深怕遭到家長唾棄的學校，將學校成就量化成一年DSE出了多少粒五星星。香港教育制度已達量化成魔的超然境界。
先從在中小學實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下稱TSA）說起。TSA原意為評估學校教育政策的系統，提供資料讓學校及教師改善其教學，亦能夠讓教育局「檢驗」學校所提供的教學質素。因此，不少學校深怕被淘汰或甚面臨殺校的危機，這種壓力於是降到了學生的身上。筆者感到不明所以，為何一間學校或一名教師的教學質素必定是反映在學生成績身上？學生成績好，就是等於老師教得好？所謂「教得好同教得壞」就是與成績高低掛勾？從小學開始，學生「身負重任」去完成老師及學校的宏願，機械式地完成一本又一本的練習。家長和學生終於壓力爆煲，要求全面廢除TSA，引起軒然大波。
再談香港的公開考試。不論是有高考、會考的時代，還是取以代之的中學文憑試（下稱DSE）時代，香港的學生讀書都是為了應付考試。撫心自問，有多少知識是學生牢牢記住，終身受用，而並非甫步出試場就忘得一乾二淨的？學校在這種意識形態下，變成一個「輸入──產出」學生的工廠。學生被灌入既定的程式 ──「求學為了求分數，否則就入唔到大學」。 學生在被扭曲的制度下生存，「高分低能」的情況比比皆是，某些學生連基本自理能力也沒有，更遑論追求「崇高的」個人意志。
犬儒制度 ── 教育淪為培訓技能的工具
香港的教育已不需要不容許我們去思考、去發問，只讓我們單方面吸收知識，成為一個傀儡。教育淪為培訓技能、確保資本主義運作的工具。學生是活生生的原材料，最後生產成一個個不能自行運作的配件，與其他的配件共同維持社會的運作。無奈的是，配件終究也只能是配件，它們永遠不能成為能獨立運作的完整個體。學校則是生產配件的地方，以一種封閉的思想模式運作。就如法國思想家Michel Foucault所言：「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學生在求學的過程被馴服，被權力馴服。
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學生根本就不能思考，也不知道該如何去思考。充其量也是有限度的──在考評局的框框下思考。讀書只要能背熟補習名師的標準答案、開放式題目是揣摩評卷員的心意、合了評卷員的心意就會取得高分⋯⋯ 香港教育的「平庸之惡」，不是因為學生「無知」，而是他們缺乏了思維能力，不習慣思考，只習慣跟從，因為在他們一直以來的小型社會中（學校），唯有跟從，才有好果子吃。久而久之，年輕一代便甘願將個人意志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默認體制的不公義，種下平庸的惡。
香港教師教的是妥協 ── 制度大於公義
筆者認為，香港的教師教的是妥協。為何筆者會口出狂言，下此定論？看畢《獅子山下 2015 ── 明月扁舟》後，筆者感到無奈及痛心。故事中的女主角葉曉月為了保護受欺凌的同學，挺身而出告發欺凌者，卻遭受欺凌者的報復。老師得知事件後，在未有問清楚事情的原委下，只聽取片面之詞，對葉同學採取帶有侮辱性的體罰。後來，欺凌者及其父親更表明要控告葉。老師擔心葉惹上官非會影響校譽，示意葉向欺凌者及其父親道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故事發展到這裡，可以見到片中的教師不但沒有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的事要發聲，還希望葉同學低頭妥協，不要把事情鬧大。正正是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把公義扭曲，還要當作是常態，那才是變態之處。學生在求學階段時，會視教師為權威性的指標，社會的價值觀，有一定的部分是靠教師去傳遞，是確立學生價值觀的途徑。因此，片中的教師可謂顯露了香港的教育文化── 學生不應作反抗，而是接受現實。
現實生活中亦不缺例子。在基真小學的女童墮樓案中，平日看似用心教學的好老師，卻做了如斯喪心病狂的事。這就是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的邪惡。學校及老師為了校譽，向權力低頭。於是當女童墮樓時，學校第一時間不是打999，而是致電聖約翰救傷隊！然後學校教職員在死因聆訊作供時，還冠冕堂皇地說：「一切依照既定程序進行。」在同學及家長眼中的好老師，竟間接成了殺人兇手！正正因為他只是按本子辦事，服從體制的安排，視制度大於公義。
重塑教師作為社會上知識份子的角色
坦白說，制度非一時三刻能改變，但是，制度內的人能決定其好壞。教師作為社會上的知識份子，除了傳授知識，更多是改變社會的責任。教師需跳出「我只是教書的」框框，對學校體制、社會上的不公義保持批判，並把這種思維傳給學生。這源於教師的自覺，首先教師自身也要有對道德批判的思維，再轉化該模式給學生，甚至推動社會上的轉化。這就是批判教育學。批判教育學提倡的是學生批判的知識和技能，使學生擁有能力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的critical thinking啊）學生從生活上遇到的問題中激發出不同的觀點和看法，讓學生能夠擺脫僵化的思考模式，思考人，思考社會。
結語
George Orwell 的Nineteen Eighty-four (1984) 警告了世人獨裁政府的可怕之處。若此刻我們再以「唔關我事」的態度去面對香港社會，只會成為了平庸之惡的人，捨棄自由意志，成為傀儡，任由他人用權力擺佈。香港的教育不能如此，香港人更不能如此，捉緊我們僅有的良知，這也許是我們唯一能為香港做的事。
參考資料
[1] Hannah Arendt著、施奕如譯 (2013)，《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玉山社。
[2] 石俊言 (2015)，香港教育改革省思。
[3] 力哲 (2015)，不平庸的邪惡。
[4] 曾榮光 (2016)，辨別TSA的真實意義：比較視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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