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反民主之道
作者：方晞
「其中一個男孩在學校非常健康開朗，眼睛總是笑成一線，去到他家，爺爺半身不遂，弟弟輕度弱智，那屯門小小的公屋單位臭氣沖天，男孩的眼睛暗下來。如此背景，不忍責難男孩曾經選擇逃避。」
不知道這個男孩是否因服用「藥物」而入基督教正生書院唸書，但他選擇了一些社會不容許的方法。事實上，我們總會找一些方法回應人生或社會的不如意事情，或在幻覺中追求愉悅。其一便是服用「藥物」，有人往往倚賴了這個方法，被視為「濫藥」。這個方法不但不被社會接受，更被等同「壞」、「反叛」。
禁「濫藥」與維持秩序
不論是「壞」還是「反叛」，均被理解為破壞社會秩序，社會秩序又想必然地是統/管治階層極力維持的一種狀態，因為這是表明其政權的穩定性。對於政府這個管治機器來說，「濫藥」危害的不是個人身體—身體因濫藥而受損卻是社會秩序失陷的徵象，所以，濫藥是危害政府的管治權力：一，「濫藥」的藥物如K仔、Fing頭丸等被定性為是毒品；二，（因而）「濫藥」或服用這些「毒品」屬違法行為。因此，政府必須禁止人民濫藥，淡化甚至消滅這種徵象來穩定統治階層的政權。
更需要留意的是，青少年「濫藥」相比成年人「濫藥」，更使政府焦慮，令它那份管治的自信更低。因為「青少年」+「濫藥」。青少年一向都被視為必須經由成年人「管治/教」才會成為「好人」、「英才」，他/她們「濫藥」不就是讓人懷疑由成年人組成的政府管治階層的管治能力嗎？而且，社會各階層必然炮轟政府在處理青少年「濫藥」方面辦事不力。
政府彷彿聰明了，它把打擊「濫藥」的權力（其實潛台詞是責任）下放至其他人，可以從「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系列的廣告看到：這系列廣告沒有濫藥的青少年，主角卻是他/她們的母親、姊妹、老師、社工、醫護人員、社會大眾以及警察。誰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呢？絕對沒有。但這系列廣告卻召喚了社會大部份人，誰也責無旁貸，並引起社會大眾焦慮。所以，政府在去年11月推出的《青少年藥物問題專責小組報告》中，作出兩項建議：藥物測試及校本藥物測試計劃。綜觀過去多月的社會輿論，大家都不能夠輕易地說「不」—特別近來接二連三發生青少年服食違禁藥物的事件。
學校及家長也被要求成為維持秩序的中堅份子
維持秩序也是學校和家長的社會責任及道德觀，既是社會寄望的，也是自覺的。在這兩項建議中，家人及學校更是重要人士—比起青少年本人更重要。青少年是否必須接受藥物測試，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是經學校和家長同意便可。若想令這兩項建議的「自主性」強一點，要求學生簽同意書便可。然而，當主流特別學校也支持藥物測試，無論家長或學生，誰個夠薑不簽？或反主流的意向表示不同意？這行徑的意義是要讓眾人知道自己清白、表示自己家教良好，誰個有膽色不簽?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及家長對青少年的管治/教是加強了。
然而，毒品測試只是給予政府即時找出誰人服用藥物，往後如何跟進，近來因著正生書院遷校事件，政府再被質詢。而且，當社會以「毒品測試」來禁止青少年服用藥物，卻沒有反省社會給予了青少年一個怎樣的生活空間時，「毒品測試」根本治標不治本。那麼，政府、學校及家長對青少年的管治/教加強了又如何？
社會的希望在哪裡?
有論者認為，香港的環境令人（無論成年人或青少年）感到生活上欠缺機會，沒有滿足感及成就感；香港社會急促的改變：從外觀如舊區被遷拆、市民的社區網絡進一被瓦解、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不只是青少年，連成年人也感到社會失去具人性的環境，無法讓人可以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正生書院遷址至梅窩，對於梅窩居民及鄉議局來說，他/她們的經濟發展美夢破滅，同時他/她們害怕「純樸」家園被破壞，當中有經濟利益衝突及歧視。然而，居民高舉「區內學校先服務本地學生」的示威牌，讓人見到居民對教育設施（甚至其他方面如地區經濟發展）的訴求被忽視。兩年前南約中學被殺之際，政府只看見收生不足，卻無視當時200個莘莘學子的教育需要。無論從教育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梅窩居民無可選擇，他/她們只經歷到邊緣社群如何被政府漠視。現在，政府說要讓正生書院在舊校辦學，他/她們再次經歷被漠視，又無可選擇。
可惜，「區內學校先服務本地學生」其實延申了政府欺壓邊緣社群的思維，只讓正生書院的學生看到居民/社會拒絕他/她們，他/她們只是社會的外來者，再次感到社會缺乏包容：這種感覺從以往學習、家庭成長中不斷經歷。
政府現在急切推行的校本藥物測試計劃，正如批准正生書院遷校梅窩事件一樣，只是它一向施政及處理公共事務上缺乏民主的眾多例子之二。前者，沒有徵詢過直接受影響的青少年；後者沒有徵詢過梅窩居民的意願，導致正生書院與居民之間一開始便處於對立及難以溝通的局面。無論是毒品測試、正生書院遷校事件、還是南約中學被殺，政府沒有讓民主及自由的理念獲得實踐，卻反其道而行。
學校及家長值得三思的是﹕當我們社會一邊要求政府推行民主選舉時，卻在青少年議題上，沒有實踐民主與自由，沒有讓青少年就服用藥物的好壞、何謂「濫藥」、「藥物減害」的好壞等認識更深、參與更多討論並表達他/她們的看法，這與政府施政欠缺民主有何分別？那麼，香港社會民主發展的希望在哪裡呢？在以上的問題沒有獲得充份的討論時，成年人已經使出「禁」。
正如上文所言，「濫藥」只是一個徵象，令成年人包括政府管治階層、學校及家長對管治/教青少年出現無力感，因而產生焦慮，胡亂地「禁」（藥物測試的最終目的是禁止青少年繼續吸食），解決青少年各種服食藥物。事實上，為了維持秩序，管治/教青少的「反判」、「壞」行為，政府官員、學校師長及家長對青少年的管治/教越來越嚴，「禁」的措施或政策越來越多，導致更少空間讓社會特別是青少年參與討論。倒過來，正正是這些「禁」的措施或政策令社會變得更不具人性，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