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
華人世界著名的學者與思想家杜維明近年來常在“啟蒙反思”、“文化中國”和“儒學創新”等學術領域中游走，通過歷史研究與哲學分析，代表儒家與世界各大文明交流對話，開拓了當代儒學論說的空間。在中山大學80周年校慶期間，杜維明接受中山大學名譽教授儀式後，作了題為《在全球化與文化多元中的文明對話》的演講。
杜維明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中呈現出文化多元的發展趨勢，甚至在全球化洗禮下，原生狀態的多樣文明獲得了認同。文明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呈現的情景下，對話成為消除文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的重要機制，不同文明之間要有對話機制和條件；承認對方的存在，尊重其存在的價值和條件；相互參照、學習、互惠。只有超越古今中西之爭、詳細研究傳統文化的精華、反對以粗暴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價值，全面、深刻理解西方文明，做到有文化主體意識、社會意識、歷史意識，有文化擔負、終極關懷、尊重宗教精神，才能面向未來。
演講結束後，本報記者採訪了杜維明，就儒學教育、世界多元文明等問題進行探討。
談“教育”
最大的危險是滑入市場社會的危險。像大學，各個領域都搞創收，人文學科怎麼創收呢？歷史系變成文化旅遊系，哲學系更糟，專門培養幹部。
記者：最近一段時間，國內出現了祭孔、讀經、建立國學文化社區等現象，如此密集地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進行重新認識與推崇，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與爭論，你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
杜維明：我還沒有做進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談一些最近的想法。在韓國，每年都有祭孔活動，每一次韓國的教育部長都會參加。美國也有祭孔活動，州長和大學校長都會參加。中國的祭孔有一段時間是屬於旅遊試驗。現在有一批學者發起一個活動，希望把9月28日孔子誕生日作為教師節。這次國際儒學聯合會召開時，我做了一個報告，建議有一個全球性的教師節，我個人也認同9月28日。但是這個教師節不要商業化。我構想教師節這一天不一定放假，但是當天每個人都對老師表示尊重和懷念，尊重和懷念對學生人格的影響是很大的。現在教科書不是在重新編嗎？像江蘇在重新編倫理課，就把“四書”帶進去。有人會聯想到這些是政府行為，我相信政府現在想到的是政治、經濟這些大問題，還不會想到文化建構的問題。
記者：在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當中，有些人又提到傳統文化對年輕一代思想道德教育這個老問題，認為要在學校教育中加強儒家思想教育的力度，對此，你有何看法？
杜維明：對年輕人的教育，要多元多樣，至少不能夠用從上到下的方式。加強政治課，我想效果不會很大，但是可以通過各種管道包括媒體、企業、教育，把它當做一個共同的事業。最大的危險是滑入市場社會的危險。像大學，各一個領域都搞創收，人文學怎麼創收呢？歷史系沒有了，變成文化旅遊系，哲學系更糟，專門培養幹部，完全是市場經濟在主導。有些人容易將“科教興國”和“科技興國”兩個概念混淆，其實兩者是不能相混的，“科教”才是正確的提法，科技與文化能力是有根本區別的，文化能力是倫理道德規範建立的根基。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我主張先成人再成材的觀點。
談“社會責任”
媒體這種資源是非常難得，但是濫用的話，很快就會流失了。有些學者安分守己地做專業研究，不會圖望太多，這樣，學術的尊嚴才能夠建立。
記者：你曾經表達過，儒家所講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適用於全人類。其價值取向，在於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靈、神各個層面進行通盤的反省，在於促進人格的發展。那麼，這對市場意識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的當代社會有什麼樣的現實意義？
杜維明：我先舉一個例子，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的學生能夠為他們服務的行業創造最高的利潤，但現在很多人卻發生了經濟犯罪行為。有一個還不到30歲的人犯罪了，他說：“我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我最近結婚了，我的太太懷孕了。”人家問他：“你不是百萬富翁嗎？為什麼不安全呢？”他說：“如果沒有得到300萬元的話，是不夠的。”這完全不是安全的問題，這是貪婪。商學院的校友現在捐了一大筆款，設立商業倫理課，他們要為企業培養領袖人物。“領袖人物”是什麼意思？有一次，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布坎南當我報告的評講者，他說：“我以前認為在企業界惟一的價值就是自由，後來認為還要有責任，現在還要加上同情心。”因為這個市場並不是完善的市場，更沒有完全自由的市場。很多人認為是WTO是一個公平的方法，但在很多地方不是那麼公平。
記者：隨著媒體的蓬勃發展，不少學院派學者也開始通過各種媒體表達他們對現實社會的關注與思考。你曾經表達過學者在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對現實社會的人文關懷，是怎麼理解國內現在出現的這一趨勢？
杜維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非常快，多元的傾向出現了，市民社會的多元出現了，各種複雜的道德問題也出現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由學者轉身變成的“名嘴”上電視的頻率比較高，事實上到最後沒有什麼影響力了，這是非常危險的。媒體這種資源是非常難得，但是濫用的話，很快就會流失了。你們不是在討論你們的社會責任嗎？這方面有些學者就很健康，安分守己地做專業研究，不會圖望太多，這樣，學術的尊嚴才能夠建立。現在學術界裏，腐化啦、抄襲啦這些不健康的現象也出現了。
談“文明對話”
正因為多元，我們要尋找一種人類能夠共同生存，共同發展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是文化的多元，另外一方面是俯視倫理，兩種力量相互影響，所以人類對文明對話特別重視。
記者：媒體和知識份子在向公眾傳達資訊或者表達意見時，首先要瞭解民生，傾聽民意，彼此之間良好的互動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使公共事務得以民主、妥善地解決。
杜維明：對。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要把智慧與資訊混為一談。資訊有很重要的因素，但資訊本身不是知識，怎麼把資訊組合成知識還有非常複雜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實際上是智慧，人生的智慧，人與人相處的智慧，或者是基本的價值，它與知識之間有距離。現在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特別是在美國這個社會，有三種從遠古、新石器時代就賴以生存的基本智慧，一個是聽的能力，一定要會聽才能真正有智慧，中文中的“聖”字，繁體字“ ”有一個耳，意思是能聽的。我們看佛的耳朵很長，要聽別人的話，資訊社會常常因為資訊來往太快，聽的能力減少了，這種趨向很危險。
記者：從傾聽想到對話，“文明對話”正是你近年來奔波於世界各地所做的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如何消解“理性的傲慢”，促進多元文明之間的對話，從而使社會發展更加和諧，這是任何一個有中國情懷與世界眼光的知識份子都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杜維明：現在世界上的價值觀念中，有兩個重要的大潮流，一個是多元宗教，一個是全球倫理。多元宗教就是承認不可能是一種信仰、一種價值觀統一一切，一定要承認各種不同的宗教傳統。所以現在特別突出文明對話的觀念。1972年，世界第一次環保大會召開的時候，是在“文革”期間。中國代表團是惟一拒絕簽署全球生態環保的基本原則的代表團。當時會上提出的觀點，是對以前所謂的現代化的樂觀主義提出一些質疑：人類發展是有限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有限。中國代表則認為“人定勝天”，這可以算是一種“理性的傲慢”。現在西方文明中也存在著“理性的傲慢”，理性主義光芒下無知的存在，理性主義引發的戰爭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存在等，這是西方文明存在的困境。正因為多元，使我們要尋找一種人類能夠共同生存、共同發展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是文化的多元，另外一方面是俯視倫理，兩種力量相互影響，所以人類對文明對話特別重視。
記者手記
傳統文化的現代詮釋
杜維明演講當天，中山大學第三教學樓講學廳座無虛席，還有近一半的人站滿通道，兩個小時的演講過程中，全場肅靜，除了掌聲。在會客室採訪杜維明時，有一批學生悄悄地坐在後面，對話的空當中，好幾個人躍躍欲試，想向杜維明問道。
談到徐州祭孔活動時，杜維明說：“我沒有參加祭孔，參加了學術研討會，有個韓國的學生參加祭孔後很不滿，他說整個祭孔活動是清代的儀式，而不是明代的。十五、十六世紀，儒學在朝鮮族全面發展，韓國的年號基本上是順著明代的年號，他們認為滿清入關是對儒學的摧殘。你們這裏不是有韓流嗎？有沒有人去過韓國？”突然，他掏出錢包，取出一張面值1000元的韓國紙幣，請在座者傳閱，猜猜裏面的人物是誰。紙幣上印著一位慈祥長者的人像，像下是他的生卒時間(1501－1570年)，另一面是一所書院。
沒有人知道答案。
等到採訪快結束時，杜維明才揭開謎底：長者是號稱“韓國朱熹”的李退溪。李是朝鮮李朝時代最有影響的哲學家，為朱子學說在朝鮮半島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有人評價他為“朝鮮五百年推為第一儒家”。書院則是李創辦的陶山書院，地位近于中國的嶽麓書院。
杜維明說，幾年前有一個國際機構做了關於“儒家文化在東方各國影響力”的調查，結果受調查的幾個國家和地區中，最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是韓國，中國內地排在最後一位。杜維明歎了一聲：“如果現在再進行調查的話，答案可能有變化。”
談話深了，杜維明會穿插一些提問以外的思想火花。他談“博愛”：“有一段時間大家在辯論孟子與墨子的關於‘兼愛、博愛’問題，有人就說，如果你對你父親的愛和對別人的愛一樣的話，那麼，你對你父親的冷漠和對別人的冷漠也是一樣的。”他談《論語》：“有人說高薪養廉要走新加坡的道路，我說怎麼學新加坡呢？新加坡的整個政治環境是清廉的。而內地的情況呢？不是你自己貪污腐化，而是環繞在你身邊貪污腐化的人特別多。當然這種說法會讓人覺得我是為《論語》找藉口，就是‘女子與小人難養’，這不是一個性別論說，是一個政治論說：一批沒有受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和你最親近的這批人，你要靠他們，他們可能給你做飯、洗衣服、開車。這批人都環繞著你，你不腐化你的太太會腐化，你的太太不腐化你的侄子會腐化，因為有權力就會腐化。”
座上有人提到池田大作與湯因比關於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問題，杜維明透露了一個消息：現在他正與池田大作進行對話。此前，在華人中，金庸曾與池田大作對話，集成《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一書。杜維明說，2005年3月對話將開始公開發表，而後會結集出書。
杜維明 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196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後前往哈佛大學深造。在哈佛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學。1988年，杜維明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傑出人士小組成員，並自1996年出任燕京學社社長至今。
作為國際漢學界和當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由關注東亞經濟發展引發文化思考，在《工業東亞與儒家倫理》、《儒家發展與現代化》等諸多著述中對儒家倫理與經濟倫理、企業倫理、行政管理及企業管理等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對儒家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現代化的不同類型，多元的現代性等宏觀課題進行了理論性的開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他的思想廣為學界所重視，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由於其傑出的貢獻，杜維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文章轉載自中國報導新聞3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