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教學語言的討論，很少人認識到，愈由政府中央嚴苛管控，爭論會愈大，問題愈多，人們愈不滿，期望和動力愈受挫敗和抑壓。決策結果不是全輸家就是不公平的偏幫和壓制。換言之，目前所提的政策，正陷入一種古典「中央管控的迷惘」。

這困局，有以下特徵：一、愈要鼓吹母語教育為主，但不幸的，卻要英中愈精英化，中中進一步受歧視；二、愈要為社會好學生好，嚴厲控制英語教育供應，但遺憾的，廣大家長、公眾和學校的期望和需求卻愈受壓制而不滿；三、愈要避免標籤學生，但竟愈強化英中及中中分隔，用上落車制說明英中優越性、中中次等；四、愈要堅持單英語沉浸環境對英中生學英語的重要性，但明顯的，愈不要中中生有這樣的環境去學習英語。五、愈要以強制措施保護教育質素，甚至不怕「得罪全世界」，但不幸的，對公營學校(直資、津中)的教學語言政策有不公平的雙重標準。不明是教育理據、市場理據，還是政治理據？

每項中央政策的原意，是那麼美好，為何會事與願違？實在不足為奇。過去二三十年本地及國際教育改革經驗，都已說明中央管控的弊病，不足以改善教育滿足社會多元多變的需求，因此，政策上要有範式轉變，推動校本管理。今次語言政策的困境和迷惘，只是再重複過去中央緊控的弊病，十分古典。

校本管理與質素保證

中央管控，往往假設決策者有足夠能力，充分了解大小教育問題的複雜性及各層面的不同需要，並提出全面的策略及標準辦法，解決教育系統及校本的各樣問題。這樣的管控，又多假設家長、教師及學校能力不足，不可信賴，要中央周全照顧及監察。因此學校的管理工作，須依中央指令執行，並不照顧校本特性和需要。目前所提的語言升中政策，就是這樣的思維。

但由於社會急速發展，公眾對教育的期望多元複雜而高企，中央管控的一刀切政策完全應付不來，各方面不討好，矛盾叢生，迷惘失效，打擊了各持份者的積極性。在管理學上，中央管控的原來假設，不切實際。

在90年代初，香港已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SMI)，在2000年起全港公營學校進一步實行校本管理，目的在下放決策權力到學校，讓學校(教師、校長、校董)及有關持份者(包括家長、校友及其他社會人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責任承擔，根據校本需要，共同規劃學校發展長短目標，運用資源解決問題。

現在學校的運作，遠較八九十年代有參與性，更有發展、有規劃，更透明、專業及問責，加上有學校自評及校外評審，香港學校已有一定基礎的校本質素保證及問責機制，對教學、考試、課程及語言教育，應可自我管理和監管。

換言之，教學語言政策應適當信任學校及其持份者，容許較大程度的校本自主，讓他們根據校本條件和需要，計劃及解決難題，以滿足不同背景及水平的學生需要，從而擁有最大發展及成長機會，同時又可滿足家長和公眾對語言教育的多元期望。升中機制設計方面，應不要再把整個重心放在防止過分操練及考試壓力方面，讓校本質素保證及問責機制發揮應有的作用。

【系列五之四】

鄭燕祥   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總監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