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政府新聞網
中共第三號頭目，與香港人和廣東人為敵的張德江訪港。一個擺脫不了天朝陋習，習慣了擺官威的共幹，加上一群以梁振英為首，沒有腰骨的香港官僚和權貴刻意逢迎，每日浪費數千警力，造就張德江佔領灣仔極端擾民的惡劣局面。
果然，聒不知恥的張某，不但擺上前所未有的官威，還故意提起香港人的傷痛－2003年因他作為廣東之首故意隱瞞當地沙士疫情，令香港缺乏警戒下由廣州超級帶菌者劉劍倫帶來這個新病毒，並由其居住的酒店擴散至全港以及海外。香港因此有二千多人受感染，299條寶貴生命被剝奪。灰記作為當年有份採訪沙士新聞的前線記者，同很多香港人一樣，絕對忘不了三月十日以後，那擔驚受怕的兩個月，也絕不會忘記在香港醫護人員勇敢地緊守崗位下(當時台灣曾發生醫護人員集體逃離醫院事件)，在市民大致合作和互助下，渡過這次難關。整個過程偏偏並沒有張某口中的中港合力對抗沙士疫情。假如他當年沒有刻意隱瞞疫情的話，相信香港無辜受害者會大大減少。
當年曾經暫代醫管局行政總裁一職，今日貴為食衛局局長的高永文，因為缺乏腰骨，除了必㳟必敬的彎腰和這個殺人兇手握手外，不敢為沙士死難者啍半句。幸而香港多少還有言論自由，沙士互助會會長林志釉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張的說法不盡不實，「佢唔提都算，但佢講到佢有幫手，不盡不實，佢完全無幫，難聽啲講，係連累香港。」
林先生的認知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與張某的「中央救港論」有很大出入。「香港人係靠自己的醫護人員、兩間大學、所有市民去抗疫，我唔明白張先生點解話共同抗疫，佢亦都無交代到點解整整幾個月時間，疫情在廣東省入面爆發，佢完全無將資料帶到香港，等香港有一些準備去抗疫。」
林先生的講法與灰記當年的採訪經驗很吻合。灰記曾與同事一起到廣州的醫院採訪，當地一份「機密文件」顯示，早在2003年初廣東當局已知道注射和服用某些藥物對治療非典(即沙士)有一定效用。灰記把「機密文件」給威爾斯醫院一位呼吸科醫生看，他表示是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文件，如果早一點得到這份文件，或廣東當局及早將診治經驗告訴他們，會有很大幫助。但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訊息，令他們要完全摸黑對抗這新病毒，延緩救治。而灰記與這位香港醫生做訪問時已是四月初，沙士在香港爆發後三星期以後。張某說中港合力對抗沙士完全是睜著眼睛講大話。
單是這個原因，任何稍有尊嚴的香港人都會tell him off。當然，作為平民也只能在互聯網罵他賤人、契弟、正仆街，香港內政唔使你嚟指指點點。政治活躍份子如社民連則掛抗議直幡而被警方拘留，不同反對派政團舉行了寸步難移的遊行集會。這一切說明一國兩制，在香港管治者及權貴主動奉迎北京下愈來愈走樣，香港人的表達自由雖未至與大陸看齊，愈來愈受限制則是不爭之事實。
而最落力令香港被大陸「融化」的人就是梁振英，而vote him out，梁振英下台或阻止梁振英連任，亦愈來愈成為了很多香港人，包括不少建制中人的共識。最近HKTV老闆王維基表示積極考慮參選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政綱的核心是「要集结全香港的力量，向中央表明撤换梁振英」。另外，因梁振英家人涉嫌在機場濫用特權，事後梁利用慣常的語言偽術及在民航處及機管局高層獲航下，企圖掩蓋真相，除惹起空勤人員工會和社會人士的強烈不滿外，沉寂了多年的親中人士朱幼麟高調聲討梁振英，說梁如欲連任，就要“over my dead body”，表達了死也要阻止梁連任的決心。
而理論上，香港的制度也可以處理梁振英這個人。理論上，一國兩制可以是完完全全香港人的份內事，那些有錢人及精英階層其實手中握有足夠的權力，不用問准北京。
根據基本法第52條之三：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行政長官便要辭職。還有，根據基本法第73條之九：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換言之，如果立法會有足夠議員看不過眼梁振英所作所為，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重大法案，便可以啟動驅梁行動。再說，他涉嫌隱瞞收受澳洲財團的巨款，絕對可構成違法或瀆職行為員。
即使不能提前趕他下台，2017年那個小圈子特首選舉，1200名選委仍然可以阻止他連任，不給予他足夠提名，令他不能參選。即使他拿到足夠提名，601名選委向他說不，就可以阻止他連任。
不過，香港人卻從無認真去做這份內事。即使梁振英下台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大家仍習慣向北京陳情，期望北京體諒香港人的苦處。有機會和張德江見面的主流「泛民」，仍逃不出向「欽差大臣」陳情的格局，提出梁振英下台和重啟政改的訴求。而民主黨的反梁動作竟是支持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企圖以此向北京表達捧曾棄梁的訴求，而不是認認真真的號召更多議員反對財政預算案，期望啟動罷梁程序。
當然，主流「泛民」可以回應說，現在無論立法會功能組別或選委會都是建制當道，根本做不了任何罷免或阻止梁連任的動作，退而求其次，向北京表達香港人的意願，痛陳利害，期望北京作明智抉擇。倘若北京繼續不明智呢？
作為反對派陣營的主流「泛民」倘且如此「仰賴中央」，那些建制中人及權貴更不用說。但《基本法》的設計，不是希望依靠建制治港的嗎？如果那些建制中人及權貴，特別那些非共的建制中人及權貴能認真思考？
最近不僅非共人士動作頻頻，香港共產黨同路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重提12年唐梁之爭自己曾積極考慮參選特首的事，特別再次提到梁振英打電話給他保證不會揭他黑材料，以及中聯辦不想他參選及指示他不要立即向外宣布不參選。曾的這個動作，灰記認為很能顯示中共黨人的特性，就是黨性之下鬥爭激烈。曾鈺成和背後支持他的派系對梁振英有強烈不滿，但基於「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黨性，也只能接受命令，不能自主參與這個名義屬香港份內事的特首選舉。
中共黨人內鬥激烈，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其實不是甚麼秘密。最近很多人回顧五十年前的「文革」，而毛澤東發起「文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不是最重要原因的話)，就是要利用紅衛兵打倒其黨內頭號政敵劉少奇，不但要打倒，還要肉體消滅他。而周永康與薄熙來合謀政變，習近平差點被謀殺也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同是中共黨人的梁振英和曾鈺成互相仇恨有甚麼出奇。只是即使香港名義上有150個選委提名便可參選行政長官，然後再由選委自由選出行政長官，但黨性令這些中共黨人沒辦法自由參選和投票，要依從上級的指示。
灰記在此說一下題外話。早前大陸官媒曾出現批判習近平及要求共產黨員有權選舉黨領導的公開信，很快便被刪除及追究責任。雖說這是黨爭之作，但如果還有思考能力及理智的中共黨人，難道不覺得這封公開信表現了久違了的黨內民主，難道黨員有權選舉黨領導不是一個健康政黨應有的黨員基本權利嗎？現在有共產黨員敢在大陸提出黨內民主，你們在香港的選委會就不敢行使自由投票的權利？難道你們對貴黨因為沒有黨內民主，弄至要搞出人命或幾乎要搞出人命來解決權力鬥爭不覺大有問題，不覺不能長治久安，依然甘於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埋沒自由意志的那套？
再回到特首選舉。其實即使是中共黨人，也曾經憧憬「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記得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董建華之外還有三個競爭者。當中港英時代最高法院首位華人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獲當時傳統左派支持參選。而當時傳統左派都以為特首選舉是具競爭性的「真正」選舉，大家可推舉屬意的候選人進行自由競爭。但後來才知道董建華是經江澤民「欽點」的香港最高管治者，其他參選人只屬陪跑角色，於是傳統左派基於黨性唯有配合保證董建華當選。
當年傳統左派「美麗的誤會」其實相當悲哀。作為共產黨人，稍有點理想，都不甘心作資本家的啦啦隊。傳統左派起初「心儀」的楊鐵樑雖非工人階級代表，但至少是具公正形象的首席大法官，而非一個自己家族生意也處理不好的商家二世祖。但因為中共高層的走資變質，江澤民與香港商界關係亦非比尋常，相信「欽點」董建華也有香港具影響力富豪權貴的「遊說之功」吧。
而香港富豪權貴連具競爭性的小圈子選舉也不願切實嘗試，更遑論與民主成熟地區的資產階級看齊，接受民主普選的洗禮。這些對特權和壟斷利益有偏執的本地權貴精英，自持與中共高層「非比尋常」的關係，從一開始便與中共高層共謀破壞名義上香港人份內事的特首選舉，並可能暗自為自己能向中共高層施加影響力，覺得自己比港英時期的高等華人更尊貴而沾沾自喜，覺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要為我們這群香港大商家的特權服務。
誰不知中共一個變臉，說好了的唐英年要換上一個中共黨人梁振英，意味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要為中共的紅色資本服務，那位中共「欽差大臣」劉延東走到深圳要求選委們棄唐選梁，那些香港富豪權貴亂作一團，有的臨時轉態為梁站台，有原先提名唐英年的忽然填錯身份證號碼變相提名作廢以表心迹，真是醜態盡露。但這次「建制決裂」的選舉，仍有相當部份選委不投梁振英以示不滿，而689亦成了梁振英的咒語。
理論上，如果中共一意孤行硬要支持很多香港人忍無可忍的梁振英連任，即使是小圈子的1200 個香港人，也可憑自由意志vote him out。但事實上，正正因為是小圈子的1200人，中共要滲透、收編亦格外容易。而那些握有權力和影響力的本地有錢人及精英階層，因為自私和高高在上的心態，沒有從一開始便捍衛和認真促進《基本法》白字黑字訂明的自治份內事，以與中共「共謀」，乃至依附中共為榮，造成今天中共變臉的惡果，造成一國兩制愈走愈走窄，積重難返的困局。
原本tell him off 和 vote him out都是香港人自治的份內事，但香港的特權階層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識，以及香港中共黨人的黨性早已背叛，並正在斷送香港的自治。而認真而吃力地捍衛香港自治，反對特權的，只能是那些無權無勢，卻有尊嚴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