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言：
不論於龐大的伊斯蘭世界、華麗至將人性淹沒的東京、貧富懸殊的香港，都有上帝所挑選的門徒，為了身邊的人默默耕耘，直至身後，都不過在上帝的救贖歷史中，擔當其中一個時代的器皿。但已經足夠偉大，足夠為上帝重開福音的禾場，又足夠為人類打開福音的心田。
“A Living Stream in the Desert: How the Christian faith will be a subversive – and liberating –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Philip Yancey | posted on 12th November, 2010, 10:17am)
筆者將這題目翻譯為：《活於荒漠的溪流：基督信仰在中東的顛覆性與解放性》。
Philip Yancey此著作，香港還未有售，唯有先讀他的6,400字中譯書介，已經足夠感動。
此書在香港發售時，再買來讀讀，再寫點東西，可能吧！
------------------------------------------------------------------------------------------------------
2009年初，楊腓力(Philip Yancey)繼續他中東的巡迴演講，主要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和沿著阿拉伯（或波斯灣）海灣的一些小國。在巴林，他在後院會見三十位來自沙特阿拉伯的流放人仕。其中大多數的流放者住在由石油公司建造的大院(Compounds)，他們都曾經在世界上其中一個最保守的穆斯林國家生活過，他們各自都有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生活故事。旅館（後院）老闆要求膳食供應商介入他們的談話，正如楊腓力所說，他們擔心被報告沙特當局。揚腓力著作：“What Good Is God?: In Search of a Faith That Matters”（譯按：《上帝有什麼好？尋找信仰的主題》），本文作扼要節錄。
如果有人活於尤利烏斯．凱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的時代，預期巨大的羅馬帝國將會衰落，並由一個從加利利的卑微農民建立，剛剛冒起的宗教，獲得最終勝利，他將會被認定為一個瘋子。正如任何人於五百年後的中東，預期基督教的墜落一樣，屆時支配中東的國家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然而我們活於當下的廿一世紀，在伊斯蘭國家的後院秘密會見，唯願當中沒有特工進行竊聽。作為一名訪客，我不能不感到疑惑，為什麼在世界的這個角落，從前是基督信仰的誕生之地和中心，會變成對之強烈抵抗的地區。
我從法國社會學家和神學家：以祿(Jacques Ellul, 1912 – 1994)得到一個可能的線索，他環顧當代世界，注意到一個似是而非的趨勢：由於基督信仰滲透入社會，它傾向於產生與福音相違背的價值。有時透過在旅途中訪問一些外國人，我可以檢驗到以祿的理論，“當我說到美國兩字時，他們首先聯想到什麼？”不變的是，我得到以下三種回應：
財富：僅佔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美國產生幾乎四分之一的世界經濟產出，並佔據全球金融地位。
軍事力量：正如媒體經常提醒我們的，美國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軍事預算，超過二十三個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所加起來的。
墮落：在其他國家的大多數人，從好萊塢電影中得到他們對美國的見解，就是關於美國人痴迷於性和其他罪行。
每一個都違背了當初耶穌的教導與榜樣，耶穌生命的特點是貧窮、自我犧牲和純潔。難怪伊斯蘭信徒一直苦思基督教，一個強大的信仰，不知怎麼，在整個社會產生了跟基督教理想相反的事情。
駐紮這裡的美國士兵知道這個模式：在兩次海灣戰爭的戰鬥中，駐紮部隊必須嚴格遵守伊斯蘭法規，而沒有燈紅酒綠。一位穆斯林向我提到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海灘的守護者》“BayWatch”， 暗指這部令人浮想聯翩的電視節目，取代了美國收視電視肥皂劇《達拉斯》“Dallas”(1978 – 1991)。「我們被吸引到我們所最恐懼的。」他這麼說。「試想像，一個腐朽的美國文化代表了一個年輕的穆斯林，他離開家人為國家參軍，從來沒有見過女人的膝蓋，甚至她的臉蛋。」
就我們而言，美國人沮喪和困窘的反應，尤如一班烏合之眾喊出穆斯林是：「死亡的大撒旦」“Death to the Great Satan”，並焚燒我們領導人的肖像。“大撒旦”的標籤尤其令人痛恨不已，當想到美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相比起，比如說：大多數歐洲國家，我們要虔誠得多。至少我們還會上教會。怎麼會有人認為我們殘忍呢？
大多數觀察者都明白忠誠的基督徒與所謂“文化基督徒”之間的分別。忠誠基督徒以耶穌基督為生活的榜樣，而“文化基督徒”產生於居住在基督教遺產的國家之中。而大多數的穆斯林並不是這樣的。（相似地，許多美國人繪畫了一個粗線條的中東圖像：判斷所有穆斯林都是激進分子和恐怖分子。）我相信一個令他們如此困惑的原因是，涉及到一個整體社會的方法(total-society approach)看待典型的伊斯蘭宗教；並以自由放任的態度(laissez-faire approach)看待的，在基督教社會中較為常見。
許多年前，一名穆斯林男子對我說：“我已經閱讀了整部古蘭經，但從中找不到穆斯林作為社會的少數應該如何生活的指導。我亦已閱讀過整部聖經新約，當中也找不到基督徒作社會的大多數應該如何生活的指導。”他指出兩種信仰之間的中心差異。穆斯林社會傾向於統一宗教、文化、法律、政治等領域。然而，美國法庭辯論到，在足球比賽中無宗派性的祈禱、和公開紀念十誡的合法性，在中東，甚至是航空公司也廣播呼籲每天五次祈禱。而在多樣化宗教的國家，如尼日利亞，隨著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他們尋求將伊斯蘭教法(Shari'ah law)的法律強加於所有公民。
這個從總體到細節(top-down approach)的模式，無疑是一種無情的效率。一來，伊斯蘭征服了四分之三的所有基督教地區，包括中東和大部份的歐洲。當然，我們基督徒曾經有我們自己道德的政治高壓(moral coercion)實驗──包括：西班牙宗教法庭(Spain Inquisition, 1478 – 1834)、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 – 1564)日內瓦的裁決（譯按：加爾文於日內瓦理事會以異端為名，對神學家塞爾維特(Miguel Servet, 1511 – 1553)作出火刑裁決）、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 – 1658)（譯按：在英國的清教徒革命與獨裁統治）、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 England's Puritans)──從中我們回望帶著懊悔。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基督教走向一個教會與國家分離的局面，並尊重宗教自由。
穆斯林對西方的大部分疑慮，源於我們對自由的強調，總是一冒險事業。我曾經聽說有人寧願在守衛森嚴的伊斯蘭社會撫養他們的子女，好比在美國，這裡所擁有的自由常常導致墮落。一位埃及基督徒告訴我，他不能跟一個女人登記酒店房間，直到他們提出證據，證明她是他的妻子，他倆都對這個政策表示讚賞。我們也可以借鑒伊斯蘭重視家庭。住在西方的中東流放者(émigrés)，對於我們穿梭於日間托兒所和將父母送到老人護理之家，感到震驚。
儘管生活在中東可能有優勢，基督徒在這裡作為文化的少數，所面對的是，信仰實踐中的日常挑戰，有時可能帶著敵意的。他們如何能夠忠於自己的信念，並在穆斯林鄰居面前，帶出基督信仰所不同的圖畫。幸運的是，他們有一個很好的模範可以跟隨：原本的基督徒來自這個地區。
最近我一直在讀一本由美國宗教社會學家(Rodney Stark)寫的歷史研究“基督教的興起”。Stark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成功，當中由幾千名信徒開始，到第三世紀發展到包含一半的羅馬帝國人口。在敵意的環境之中，基督徒僅僅以自己的信念行事，違背了多數人的文化，他們對待奴隸為人，時常釋放他們；又提高婦女的領導地位。當疫情襲擊他們的村莊，他們留下來護理病人。他們拒絕參與這種慣常實踐的墮胎和殺嬰。他們以殉道回應迫害，而不是恐怖份子。當羅馬社會網絡解體，教會介入。甚至一個異教批評者也必須承認：早期基督徒愛他們的鄰舍，“尤如他們是我們的家庭成員”一樣。
你們在來自其他國家的勞動者當中，所做富憐憫的工作，從長遠來說，比起投入數十億美元在石油勘探和建設項目上，可能帶來更多影響。一些早期的傳教士以捨己精神，將教育和醫療服務帶給被遺忘的社群，我已經看見了這個長遠的成果。人們本能地知道，以利潤為動機和以愛為動機，所推動的一些工作，他們之間的分別。
在美國有些人，以國民生產總值、軍事力量和全球的支配地位為標準，判斷我們國家的成就。上帝王國則以關心受壓迫的人和愛仇敵來衡量的。在馬太福音廿五章，最後的審判中所述，神要以他們如何對待貧窮的、患病的、饑餓的、寄居的和囚犯，來審判國家。如果以「耶穌綜合徵」“Jesus Syndrome”，而不是以武器、財富和「海灘守護者綜合徵」“Baywatch Syndrome”聯想美國，哪世界對我國的看法，將是如何的不同呢！
翻譯原文：
“A Living Stream in the Desert: How the Christian faith will be a subversive – and liberating –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Philip Yancey | posted on 12th November, 2010, 10:17am)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010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0/november/20.30.html
楊腓力(Philip Yancey):
- 美國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