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 by Oliver O’Donovan

自由的社會：
O’Donovan追蹤自由社會的特點，統治者對社會的管治，受上帝的法律約束和懲戒，受傳教士影響和塑造，出現在教會中間，由教會所要求，並受她的宣言所邀請和挑戰。自由社會的特徵相當於一個教會的敍事架構，因而是關於耶穌基督自己。自由社會具有幾項因素的特徵。自由是禮物，發生於耶穌基督的來臨中：現有的權力束縛得到釋放，他們的權力只是暫時的(penultimate)，不是最後的──自由，並不是說個體的或出自權利的，而是對耶穌基督的愛與順服的自由，在社會中捨己的自由。保羅在對羅馬人的書信中跟一位較軟弱的弟兄說到，這種自由包括了犯錯的自由，因為他有自己的主人，這不是在公民社會管治他的統治者，而是耶穌基督。這裡有一個含意，就是這可能成為世俗統治者的司法裁判：這裡有罪惡和罪行的區別。

「這裡有一些判決是證據確鑿但這些判決不會由統治者所作出的。統治者必須成立表面證供利益(prima-facie interest)，為了在介入任何男與女中間之前，並上帝的命令中，表達公民秩序的含意。這是正確的方式，說明自由的教義，這個學說往往誤導為“法律和道德的分離”。這個可以不是關於法律和道德的分離，而可以是在上帝面前，個人責任的領域，當中公眾利益不至於立刻受到威脅。」p.255

第二個自由社會的標誌，形成有十字架和教會的影子，尤如一個苦難的群體，有上帝的審判和憐憫。消除實施制裁和處罰的浪費；接著是第三，自然權利（存續於人類之中的自然平等，當中並不排除社會角色的差異，親和結構──家庭、本土社區、語言、傳統、文化、並社群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第四，相當於基督的升天和對言說教會的回應，公開的講話。

當主流社會所搶先佔有的是私有或地方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時，議會所關注的──代表人民的評議機構，代表他們向統治者和他的權力機構辯論──將限定於去維護特定部門或個人的利益，而不是承擔政府所審議的，帶出社會所關注的公共利益。O’Donovan由此得出結論，上帝給予社會一個應受賞罰的政府；並總結，最終，宣講福音是必須的，為了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秩序的出現。

「我們也許會傾向於同意由中世紀羅馬教宗：聖額我略一世(Pope Gregory I, St. Gregory the Great: 540 – 604)，首位在英國傳福音的推動者，不斷提出的觀點：一個社會從上帝得到一個政府的形式，一個應受賞罰的形式。自由的秩序大概永遠不會在這些島嶼茁壯成長，直到羅馬教宗：聖額我略一世在1400年前，在這裡重新著手工作。」p.271

現代性：一個拙劣的模仿
跟以上觀點的直接相反的是，現代性(Modernity)，是基督教社會秩序的一個腐敗和拙劣的模仿，在社會與道德以先，人類是自由的個體去行使自己的選擇，去跟社會締結和作道德判斷。只有，當他們體現到一個個體所意願成為他／她自己的利益，服務於一個私人的意圖，社會的需求才得到辯護。這已經導致這樣的自然社群貶值，包括家庭和有利於志願社團的社區場所。按照這個，受苦於我們自主的失敗，將會變得不可理解，有如給予處罰一樣：沒有一個人會答應或締結於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損失。

因此，一個更加客觀的「自然權利」：現代性取而代之有個人權利，當中政治的結合是一個保護性的構思。言論自由，最後已經被一個散播開去的論述的純粹容量所覆蓋(hampered)，並這樣的言論已經被駕馭為去主張一個只能選其一，相矛盾的利益(competing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政黨政治便體現了這一點。

奴隸制和教會：
沿著這條路，O’Donovan返回連結教會對奴隸制度的觀點，按照對和解的指控，猶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 – 1833)所推動過的改革（譯按：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廢除奴隸貿易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 1833)），僅僅在幾乎兩個千年以前便已經實行了一樣。

O’Donovan提醒我們，奴隸制曾經是經濟核心，為主要的生產單元，提供技術勞動市場，以家庭式經營。奴隸制的廢除要求一個關於全新的經濟結構的詳細闡述。雖然奴隸是合法自衞的（這個濫用確實發生），但這是家庭式經營者自主和在私有和公有領域中間變得輪廓鮮明的結果。聰明人看見在家庭式經營者之中，忠誠和獻身的關係應當培養。然而那種關係僅僅屬於那個家庭式經營者中間，以外並沒有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反映。

早期教會並沒有採取更直接的路線去廢除奴隸制度，因為她相信耶穌基督已經把它廢除了：奴隸和主人在耶穌基督裡面，有一個新的平等關係。主人必須確保他們的奴僕得到公義和平等，並不能施以威嚇；奴僕必須想到他的服務，有如自由地賦予一位基督裡的弟兄一樣，使人受惠。主人和奴僕有不同的社會角色，而不是尊嚴上的差異，因為他們同在基督裡得享自由。

以色列和教會：
O’Donovan同樣再一次把注意力轉向以色列與教會的關係。正如使徒保羅寫道，以色列的不信（譯按：不信拿撒勒耶穌），沒有不被考慮為無關重要的，因為上帝沒有拒絕衪所預知的人。以色列歷史目前的階段是一個局部的硬化，雖然有猶太基督徒預期一個，完全的以色列的最終和解，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的目的，在於挑起猶太人的妒忌，從而將猶太人作為一個整體帶進拯救。

要獲得他們和解的目的，以色列必須學會就耶穌基督而論看自己：對律法的持有，在耶穌基督裡已經成就了；正如對律法的持有，超越和成就了對土地的持有。與此同時，外邦人必須記住，他們是被嫁接到以色列的根。他們不是代替以色列。以色列公共的宗教傳統──它的採用、榮耀、聖約、律法的賜予、敬拜、應許、族長、彌賽亞──與信仰有關係的公共傳統不被廢棄，而是使必要的內容充滿。從前外邦人被排除在外的以色列公共傳統，隨後帶進了耶穌基督。

（完）

Oliver O'Donovan：
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基督教倫理及實用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