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西九高鐵站有女職員向香港警方報案稱被男同事非禮，唯香港警方指事件於內地口岸區發生，建議女方向中國大陸公安報警。我對香港警方如此卸責感到憤怒，因為按《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的規定，這次事件就算發生在內地口岸區，港方仍然是有法律責任的。香港警方對一地兩檢條例竟然如此不熟悉，足見當初民間指出一地兩檢將會帶來的司法混亂的說法，已經預言成真。
內地口岸區的香港法律
很多人的印象是一旦入了內地口岸區，就所有的東西都要跟中國大陸的法例行事。其實一地兩檢條例設有六項豁免要跟香港法例，其中一項是「有關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及服務供應商的經營、相關保險、稅務及其員工稅務及僱傭責任和權益、保障和保險的事項」。今次事件的兩名當事人都是港鐵的外判員工，他們之間在工作場所發生的問題當然屬於「僱傭責任和權益」，是要跟香港法例的。
按照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港鐵及其外判公司作為僱主有沒有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以防止員工作出性騷擾行為，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心工作的環境呢？這點香港的法例和中國大陸的法例有明顯分別。在香港，僱主是有清楚責任的；在中國大陸，雖然《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也有規定用人單位有預防性騷擾的義務，但沒有明確要承擔的責任。
如果香港警方有熟讀《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的話，他們應該基於「六項豁免」的規定，建議女事主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求助，釐清港鐵及其外判公司作為僱主的責任，而非只是建議女方向中國大陸公安報警。
內地口岸區的內地法律
香港警方條件反射地以為只有中國大陸的法律適用於內地口岸區，對香港居民的保障不足。上面已提了在責任轉移方面的兩地不同，以下再說幾個相關的問題。
首先，報道中只是說了「非禮」，但沒有說明具體發生了什麼事情。這點在中港法制差異就十分重要。中國大陸的《婦女兒童保護法》當中，第五十八條說到「違反本法規定，對婦女實施性騷擾或者家庭暴力，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受害人可以提請公安機關對違法行為人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不過中國大陸的女權組織認為這樣的條文不夠清楚，沒有說明「性騷擾」其實是指什麼；相對來說，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列明：「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就算是性騷擾，是比較可操作的一個定義。
要注意，《婦女兒童保護法》當中提到的應對是行政處罰和民事訴訟。至於《刑法》方面，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婦女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這個門檻就相對來說要高很多，因為「暴力、脅迫」和「強制」都未必是一般非禮案的情況。而按《行政處罰法》的話，第四十四条規定「猥褻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場所故意裸露身體，情節惡劣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這個處罰又明顯地差距太遠了。
另一個定義上的問題，是一地兩檢條例雖然說了要把內地口岸區視為內地，卻沒有說明是內地的何處：西九高鐵站在司法上是深圳的一部分嗎？還是直屬中央國務院？這條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直屬中央的話，一些相關的地方法規例如《廣東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和《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就不一定適用，保障又少一層。
高鐵開通只是數個月，當初司法混亂的預言已經成真。話分兩頭，如果我是港鐵／外判公司，面對這單官司也十分頭痕⋯⋯點樣同時乎合中港兩地的法律要求，都唔知邊條條例幾時適用，認真生意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