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有兩份競爭力排行榜出籠，分別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表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o. 14》。在IMD最新的競爭力年報中，香港較去年的排名晉升一級，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至於中國社科院所發表的競爭力報告，香港在綜合經濟競爭力方面，在全國城市中排名第二，連續第二年落後於深圳。
兩份報告公佈之後，坊間出現了不同的解讀。部份媒體把焦點放在社科院的報告，強調香港的綜合競爭力連續兩年敗給深圳，值得注視。另一部份媒體，則把焦點放在兩份報告的排名上差異，強調IMD將香港排在競爭力第一，社科院卻把香港排在深圳之後，有着質疑社科院報告可靠度的意味。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似乎也注意到坊間的質疑，遂在他的新一篇網誌《重奪第一》中稍作解釋。曾俊華在文中提到，各個評級機構的側重點不同，評核指標亦有差異，致使排名不一。他解釋，IMD的《世界競爭力年報》比較着重各經濟體的體制發展，在「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及「基礎建設」四項競爭力因素中，「政府效率」、「營商效率」比重佔了一半，香港因在這兩方面的優勢重回榜首。
社科院的《城市競爭力報告》，則以經濟增長和規模分析各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香港作為一個人均GDP高達42,000美元的已發展城市，其經濟增長速度，自然不及跟發展中的大陸其他城市，因而排名第二。他在文中還強調，香港在可持續競爭力方面，仍排在全國之首。曾俊華為社科院辯護，意思十分明顯。
我們認為，相比這兩份報告所引起的爭議，香港政府還是各方傳媒，均十分在意這類所謂「競爭力排名」，這現象其實更值得注視。我們並不否認，競爭力將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表現和實力，而香港的經濟表現和實力，則會影響港人的就業率和物質生活質素。然而，所謂「經濟」是否就是香港社會的全部？所謂「經濟」又是否真能確保港人的生活水平？這裡所說的生活水平，不是純粹的物質豐裕程度，還有生活環境，以及精神生活的水平。
事實上，社科院那份《城市競爭力報告》，並非只有「綜合經濟競爭力」和「可持續競爭力」指數，其實還有宜居程度、知識水平、生態環境、文化水平、城鄉一體化方面的競爭力指數，香港在知識水平和生態環境方面，也是取得第一。這兩個第一，主要有賴香港完善的教育體制、郊野公園政策和環境保護政策。有趣的是，不論政府還是媒體都隻字不提，而是把注意放在經濟競爭力，以及香港在經濟上贏不贏到深圳之上。
除此之外，港府和部份媒體，經常因為國際評分機構贈予的「第一」，而沾沾自喜。可是，那些評分機構所給予的「競爭力第一」、「最自由經濟體」，對港人本身又是否一件好事？以IMD的《世界競爭力年報》為例，該學院的主任布理斯（Arturo Bris），便將「簡單低稅制」視為香港具有競爭力的其中一個因素。然而，「簡單低稅制」其實也是一把雙面刃，它既容易吸引外資流入，同時也是使到香港的稅基變得狹窄，影響公共財政的穩健度。
又以政府最為喜愛的「最自由經濟體」，其背後所反映的管治思維，其實便是「經濟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當然，我們也明白政府若事事干預市場，對經濟弊大於利，不過政府若是總打著捍衛「自由經濟」的幌子，作為自己在民生服務外判，以及縮減各種福利開支的籍口，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則明顯是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