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太多大新聞，十月初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訪港，跟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公開駁火一事，難免被人忽略。
當時是一個演講場合，因《21世紀資本論》而聲名大噪的皮凱提直言，港府當年取消遺產稅的決定屬不理想。同場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不同意皮凱提的講法，認為香港經濟規模細小，如要維持自由經濟體系及有效聚集錢財及人才，須依靠政策配合外地人才生活，取消遺產稅是其中一種方法。皮凱提後來指，梁錦松所言有誇大成分，重申小型經濟體亦可實施累進稅。他表示，中港兩地沒有設立遺產稅，令外界無法有效掌握財產分布及增長，對經濟學者理解社會不平等而言，很不理想，政府亦失去量度不平等情況的「探熱針」。
了解貧富差距，一般參考堅尼系數。皮凱提指出，遺產稅的財務資料，有助經濟學者研究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少（甚至沒有）在香港經濟學者口中聽過的說法，多少反映主流經濟學界的價值取向。其實，為了「吸引外資」和「經濟增長」，推行一連串放任市場的經濟措施，例如所謂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由梁錦松、唐英年到陳茂波都可謂一脈相承，沒有兩樣。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一直反對最低工資，推動社福服務市場化、商品化，也是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想---迷信市場、去規管化和崇尚大巿場小政府——的信徒。
這種經濟思想有其理論源頭。在香港，一直擔任政府智囊、兼幫領展出謀獻策的經濟學者王于漸無疑是一眾高官的理論導師（可參考林本利《領展變質 禍根竟是梁振英》） 。事實上，王于漸在2014年便曾經撰文，批評皮凱提誤以為二十世紀下半期資本所以累積迅速，在於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式競爭，但其實主要原因來自政府規管。在王于漸口中，保育團體千方百計促使立法機關及政府制訂更多法律及規管措施，方是土地供應大受限制的禍首。
論經濟學界的地位和分量，王于漸無法和皮凱提相比，但哪一個更值得相信，還應該考量一個學者的公信力（例如有沒有利益轇轕）和一般人也有的實際生活經驗。比方說南生圍，由於屬濕地保育區，被《拉姆薩爾公約》列為「具國際意義的濕地」，所以暫時避過全面開發的危機。但對王于漸來說，有關保育條例正正是香港起不夠樓，樓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但南生圍以至郊野公園都用來起樓，真的能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為何不是太多外來資金湧進香港之過？為何不是土地分配不公義和策略規劃失當之過？
取消遺產稅已十多年，到底為香港，特別是資產管理業帶來多少投資，梁錦松未見提及（政府於零七年的解釋是：「由於投資決定往往受許多不同的因素影響，因此我們難以單獨及準確評估取消遺產稅為香港帶來的額外投資。」）但對於香港人的樓輪不到香港人買，以至熱錢湧入樓市所造成的各種禍害，香港人應有深切體會。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打倒昨日的我，批評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會擴大社會不平等，不獨沒帶來經濟發展，反危害了持續增長。對於新自由主義提倡的金融貿易自由化，IMF指出，讓有助實體經濟發展的資本流入，對社會無疑有益，但部分的資本流入，例如是證券投資及債務資金，卻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實質幫助，亦無助國家分擔風險。連IMF也有反省，對於經濟越來越畸形、產業越來越單一化的香港，管治者是否更加應該檢討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的經濟學教條呢？
皮凱提坦言，單單容許累積財富的經濟自由，並不等同政治及社會自由，又說香港正處於必須維持高度自由經濟體系及稅務天堂的幻象。對於聽見「傳統基金會」封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便喜上眉梢的人，這實在是一個警惕。